在南昌，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泽东见面，郭沫若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感觉毛泽东“静如处子”，很有些像汉初的张良，男人女相是智慧的象征。可是事实上郭沫若并没有望气的本事，他没有意识到他眼前的这位就是中国未来的主宰者。
真正有这种本事的人是另外一位著名的诗人，他叫柳亚子。柳亚子在广州见到毛泽东后，居然望出了那盘踞在毛泽东头上的王者之气，这不能不让人惊讶，柳亚子是毛泽东团队之外，最早有这样意识的人之一。
这时候，按照官方的说法，叫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农村大革命的高潮。这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表述，正确的事实应当是北伐导致原有的权力机构失效，压在农民头上的强权突然消失了，农村处于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我们看湖南的一组数据就明白了。据党史研究的资料，湖南农民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是毕业于广州第六届农讲所的毛泽民、贺尔康、王首道等30多名学员，他们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203人，农民协会会员则有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号称1000万人，当时湖南农民大约为2000万。知道为什么是假的了吗？这是一种无效的组织。有效组织是三三制，一个人直接指挥的人数不能超过十个，所以班排连营团构成了所有的军队系统。农民协会显然不是有效的组织，所以并没有什么力量。
疾风暴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更像是一股失控的野火，威胁和烧痛了同地主豪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派，一些名人决绝地反对革命，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在后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自己家的利益受到伤害，而无法站在客观的立场来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大批利益受到损害的上层富人投奔蒋介石阵营，蒋介石自然大受鼓舞，他也乐意担当旧秩序的维护者。
这时候陈独秀做出了错误的指示，向蒋介石妥协，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指示，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指示来自俄国人。
共产党内许多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作为农委书记出席会议的毛泽东没有直接反对陈独秀，他也没有关心这个指示的对错，他的眼睛看到的却是细节，他提醒陈独秀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这种见识真正是高明之极，这种对老百姓来讲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知识分子理解起来却是如此的困难，这恰恰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根源所在。不要小看毛泽东说的大实话，要知道他一直在找高层次的真理，但此时的他已经回归到了基层，也就是最基本的道理，他能说出大实话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跨越，知识分子往往追求超越平凡的道理，但一旦找到了回归平凡的道理，又比平民了解得更为透彻，这大概就是常讲的螺旋式上升吧？显然毛泽东已经在接近他所探求的大的本原了，但这一大本原隐藏之深，没有强大的外力，居然就是不出头。陈独秀无视这种危险，暴露了陈独秀不适合做政治领袖的缺点。他可能也没有听懂毛泽东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