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毛泽东和李大钊接触更加频繁，毛泽东后来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驱逐张军阀的第二个战场在上海。1920年4月1日，一帮湖南名流在上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毛泽东在这里送走了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此时，他的力量依然在向外发散。
在上海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希望为留法学生募捐到学费，获得他的支援。章士钊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他与黄兴很熟，曾积极宣传孙中山，鼓吹革命，参与策划过起义，曾赴英国留学，接近过袁世凯，后又参加了反袁、讨袁斗争，还投靠过段祺瑞推行复古倒退政策，最奇怪的就是他与中国近代的大人物关系都不错，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复杂的人物。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是老朋友，杨昌济临终曾将毛泽东托付于他，显然，章士钊很看重老友杨昌济的判断，他自己没有钱，但有极大的号召力，居然募集到两万大洋，交给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在世俗领域中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我们常常关注各种思想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却常常忽略世俗领域中实力的作用。对毛泽东来讲，他光是接受马列主义并不能代表他就有力量，就能号召同志集聚到他的周围，上面已经谈到，毛泽东已经列出了三个世俗力量：知识、金钱和武力。
两万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之前的毛泽东的工资最高曾到过8块大洋，就相当于一个工资800元的小伙，突然间得到200万元，不用要发票，也不问你做什么用，这种支持表明毛泽东已是有某种获得他人认可的资格和能力了。章士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类，他与毛泽东的渊源深厚，所以单单以苏俄式的革命的眼光看待中国近代史就会发现，怎么可能会有章士钊这样的人物处于上层，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是标准的反动派。而要是从我们提出的主线来看，也就是按照毛泽东大联合的理论来看，章士钊不但不是异类，还是一个起到重大作用的大人物呢。所以淡化各种主义对理解历史有着很大的帮助，不要先给自己定出框框才好。
陈独秀这时也在上海，正同李达等人筹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同陈独秀见面深谈，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这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步，和南陈北李这两位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巨人相继晤谈，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二次离开湖南的巨大收获，南陈北李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有着独特的地位，适当地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路需要自己走，但在关键时候的指路人还是要感谢的。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任何世俗领域的领袖都无法拒绝毛泽东。已经获得某种认可、赞助以及相当的名气的毛泽东又要回湖南了，这时他事业的基础还在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