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官办色彩向来浓郁，但当时却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主因来自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把新文化运动看得过高是不恰当的，想想吧，它不过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很小的相互争奇斗艳的一种游戏罢了，真的改天换地能有这么悠哉游哉吗？
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那些著名人物，他在湖南一师时就常读他们的文章，这时可以当面请教了。
最关键是他结识了陈、李二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李大钊是在中国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陈、李）寻求新的道路与俄国意愿相遇而成，这可以说是有着必然性。很多人在学习党史的时候，没有把毛泽东成为领袖前后做个划分，就会形成误区，就无法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关键，是以俄国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将是未来历史的分水岭。
过于夸大北大对毛泽东的正面影响力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解放后北大把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的地方辟出来做纪念，享受的是超过碧纱笼的待遇——专室陈列。林林总总的纪念行为在明眼人看来是较为可笑的事情，毛泽东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北大之行看作一生中值得记忆和炫耀的事情，这可能叫北大很没有面子，但这并不影响北大的热情，纪念毛泽东在北大是北大诸先生往自己脸上贴金。例如胡适在逃到台湾后，才想起毛泽东算是他的学生，似乎请教过他，一如道教徒讲孔子求教于老子。但在毛泽东的记忆里，似乎北大的教授们很少理睬这个有着明显南方口音的小小图书管理员。在我们看来，北大这一行程不过是毛泽东脚下多了一块光闪闪的垫脚石，在这里毛泽东跨越了一道心理上的高坎，那就是中国高层的知识分子们不过如此。
这种克服了的自卑上升为更大的自信，这种自信多半来自导师杨昌济的点拨。杨师在北大显然是和北大的大家们平起平坐的，而一师毕业时的毛泽东，已经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不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感觉，更非狂妄，而是获得杨师及同学们认可的。所以，毛泽东心中没有见到北大著名人物之前尚有的敬畏之心随着北大之行自然消失了。
解放初，北大著名哲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激动地向毛泽东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书，毛泽东回书说先生愿意进步是值得欢迎的，但希望以老实的态度进行。这里面“老实”两个字叫冯先生很不痛快了好多年，只是到了晚年才知道毛泽东确实是真诚一片。北大的老先生们又有几个真正理解毛泽东所进行的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不知道，这把火会大到燎着北大老爷们的屁股，是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革命的彻底性，当革命之火烧到自己头上，他们绝大多数选择了反对，并且死不改悔，完全无视这场革命对中国的极大的促进作用。成立的百年之中，赫赫有名的北大不过产生了几许闪耀星光的人物，在毛泽东太阳般的光芒之下，很容易被忽略，这是民族之大幸，也是北大之悲哀，这一切是难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