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为彼得·海斯勒的美国人，驾驶着一辆在北京租来的汽车，开始了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并出版了一本名为《寻路中国》的书。在书中，他吃惊地发现，在温州地区的某个镇可以只生产一种商品，而他们生产的商品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桥头镇的总人口仅有六万四千人，但全镇范围内有380多家工厂，生产的纽扣占到了中国服装行业需求量的70%……这些曾经的农民在销售纽扣的时候，使用的是米袋子——全是容量为25公斤的大袋子，上面依然标着‘大米’或者‘面粉’之类的字样，可里面装着的尽是纽扣。”
在浙江，只生产一种商品的小镇比比皆是，原因很简单，他们缺乏正规培训，这些对技术与资金要求相对较低的商品，成为他们的最好选择。武义县年产扑克牌100万副，占到中国市场份额的半壁江山；义乌市生产的塑料吸管拿走了全球1/4的市场份额；永康生产的衡器为中国产量的95%；大唐的袜子产量为全世界的1/3，嵊州满足了世界对领带的一半需求。
现世利益对人的塑造力，总是比任何刻刀都要犀利和迅速，优胜劣汰的商业规则，会让人们以更良性的逻辑完成适应社会的重组。当然，其中不乏一些设计粗糙、表演笨拙的商业桥段：随处可见的小商小贩式精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权谋厚黑学、对西方商业概念消化不良的模仿……不过，这些问题，不足以成为拒绝改革开放的借口。我们摘掉了一穷二白的帽子，而在物质上的富有，经过长年累月的年华收放，能够为政治、文明枝繁叶茂地提供温润丰厚的物质土壤。
人们一如既往的生老病死，不过最初的饥渴感终会被满足，延续生存下去的奔命将会升华为各种形而上的理想主义与民族主义。昨日自卑一扫而光，个人与民族情感糅合混杂，自信与自豪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标杆意义。到那时，“逼”出来的集体愿望，已成为自发的自我激励——重拾比昔日王朝多得多的荣耀。国家在“大富”的路上越走越远。一个以近“10%”数字增长的国家，财富在短时间迅速膨胀和分配，我们正集体从“初步小康”迈向“全面小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