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彼此冲突的哲学观就像是计算机模式的互相对抗。自1970年以来，美联储已经精心制作出一套计量经济模式并投入运作，试图预见货币政策所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其他威慑力。从本质上来讲，计算机模式就是一系列数学等式被集结在一种形式之下，通过无限多变量实现共同运作并能够对理论性结果加以报告。如果一个月内的货币供给量增长为4%，那么其将对未来6个月或一年内的就业、物价、利率情况产生多大影响？这种模式就是通过等式计算出数字然后打印出结果。美联储委员的“计算机模式”所做的分析结果还要更加复杂精深，它最终要包含160个等式，内容无所不包，从石油价格到房地产开发。而圣路易斯储备银行的货币主义者也设计出一套他们自己的经济模式，总共包含8个等式，归根结底不过都是货币问题。每次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大会上，两派的核心人物都会（在部分上）根据自己复杂的经济模式做出预见结果；而鲁斯提供的“与众不同”的结果正是来自于货币主义者的“计算机”。
与沃利克一样，委员菲利普·科德韦尔也是主张紧缩货币却轻视货币主义的“鹰派”人物，与其他委员相比，他们对罗斯的异议并不感到十分怨恨。 “对于某些委员来说，”科德韦尔说道，“这简直就是在打仗。每次圣路易斯银行的人们离开会议室后，总会有一两个委员走过来对我说：‘上帝！现在我们不会再让货币主义家伙走进来。’于是我说道：‘喔。12个人中有一个货币主义者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确不招人喜欢，说起来话也太大声，但只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圣路易斯银行从来没有真正困扰过我。因为我们的票数永远都远远胜过他。”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其他储备银行行长也开始逐渐倾向于货币主义者阵营，例如里士满的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ck）、旧金山的约翰·巴利斯（Robert Black）、亚特拉大的门罗·金布雷尔（Monroe Kimbrel），还有其他偶尔“就范者”。虽然这几位行长并不像鲁斯那样过于教条主义和墨守成规，但他们却发现弗里德曼理论是那样“引人入胜”：即使美联储不能奇招尽出，但至少应该学会控制货币流通总量。
“这是一小撮货币主义分子”，这是另一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对货币主义者的轻蔑称呼。然而不管怎样，他们依然在出现，依然在投票，其阵营依然在一天天扩大。不管喜欢与否，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必须要着手“处理”这些货币主义者。
经济学家彼此冲突的经济理论对于外界来说却极具威胁性。除了那些获得过经济学学士学位的知识分子，其余大部分普通民众都会被这些争吵吓得呆若木鸡。他们被迫被动倾听这些专家的激烈辩论，几乎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所使用的专业术语，更别说对孰是孰非做出一个理性判断。这种无知的障碍扭曲了所有需要用经济专业知识去理解的政治疑问，用科学的抽象概念麻痹了本来稀松平常的经济讨论。
不过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难题可以通过一个相对更加简单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一个可以绕过经济学家晦暗艰涩的专业术语的办法，从而找到更加广义的答案。这个方法就是透过历史看问题：美国过去处理通货膨胀的经验是否会帮助美国民众理解自己目前的切实经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