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对货币主义的力捧造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效果，那就是美国政府的主流政治观点发生巨大改变。1978年颁布的《充分就业及平衡增长法案》（The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of 1978），即著名的《汉弗莱-霍金斯法案》（Humphrey-Hawkins Act），堪称是凯恩斯信仰在美国立法中的最后一次“苟延残喘”，是由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及其他坚定的自由主义人士所做的拼死努力，旨在让政府政策重新聚焦失业工人的悲惨遭遇。然而自从此法案被最终颁布时日起，它就变成一纸空文，其中包含的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完全切除“内脏”。
但《汉弗莱-霍金斯法案》中却包含这样一项真实改革，即由货币主义者发起的敦促美联储每年公开3种货币流通总额（M-1、M-2、M-3）的增长目标，这3个M数据要经过参议员和众议院的银行委员会推敲并对其中“离经叛道”之处加以修改，之后才能由美联储向外界公布，且一年两次。这样做无疑是给予国会更大的监控权，从而确保美联储在控制货币供给的问题上“乖乖听话”。共同策划这起改革的自由主义者可能忽略了这其中暗含的讽刺，但保守主义知情人却满心欢喜：他们的货币主义教条正在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凯恩斯主义而占领美国立法界主流。20
除了来自外界的批评家，敌人有时也存在于美联储大门之内。几年来，圣路易斯储备银行一直充当美联储内部的货币主义前线游击队员。其研究总监霍默·琼斯（Homer Jones）曾经是弗里德曼的老师，还曾招募一批热衷于批评华盛顿“家庭办公”和反对其运作程序的研究型经济学者。继任圣路易斯储备银行行长之后，琼斯继续充当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制造麻烦者”，不断地传播违背于美联储一贯传统的“异端学说”。
商业银行家劳伦斯·K·鲁斯（Lawrence K. Roos）曾在圣路易斯银行担任三届县级主管，后来在1976年被总统任命为圣路易斯储备银行行长。“一开始进入银行时，”鲁斯说道，“我并不知道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区别，但我在那里被灌输了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核心，并且感觉到货币主义已经开始越来越能左右我的思想。”
果然不出所料，鲁斯的言论变成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大会上的“不和谐音调”，他与其追随者总是会在大会上发出窃笑或者干脆勃然大怒、大发雷霆。他抱怨美联储拒绝制定长期目标且极其顽固，他批评美联储总是故意模糊概念使人混淆。为了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其他成员更好地评判其决定，他总是会引用令人费解的各种经济标准。“即使作为中央银行应该保持其绝密性和神秘性，但我认为美联储应该告诉美国民众其未来两年将会怎样做，其就物价、生产及其他经济事务的长期目标是什么。然而相反，你只会看见美联储仅仅提供一次包含其各种美好目标的报告，他们真正呈献给大家的不过是乌托邦式的愿望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