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时候，我曾经买过一张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美棠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紧，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是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完全不费脑子。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放在口袋里，夏天就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读诵，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每年一次的春节回家探亲都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时候，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30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岳母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我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我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我只同意长子希曾和次子申曾送我去火车站。几个小的争着也要送，我没同意。争了一会儿，最小的小红忽然笑着说：“好！我有办法的。”
到了天亮时分，准备动身。我到里间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我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拎起包的时候，我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希曾、申曾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一九七三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属正式工人，享有劳保和退休待遇，我每月寄回家的工资也是维持家计的主要来源。假使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陷入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