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像单亲妈妈一样把我们抚养长大，厄尔从未帮过忙。跟克拉拉妈妈不同的是，她以身作则，总是高昂着头。她教我们读《圣经》，每周都拖我们去主日学校和教堂——从无例外，从未缺席，除非我和哥哥出了天花或长了麻疹。
即使做了包皮环切术也不例外。我哥哥五岁的时候，某个周五，他做了包皮环切术，血流不止，周日早上也不见好转。妈妈就用短袜包住他的小鸡鸡，用透明胶带缠了三四圈，然后就拖着我们去了教堂。我坐在教堂前排的椅子上，不敢跟妈妈说我想上厕所，因为我怕她用胶带和短袜想出其他什么怪招。所以我只好一直坐着，最后拉在裤子里。
我印象中爸爸从未进过教堂，可能我上中学的时候，他去过那么一两次，都是在复活节。我不知道周日他都是做什么，因为无尾巴猴酒吧周日不营业。反正我们周日从没见过他。事实上，我不记得他曾经开车带我们去过什么地方，唯一的一次就是开着糖果卡车把我们载到贫民区。有时候，他也会跟我们一起去某个地方，但都是我妈妈开车，这样他就可以喝酒了。
妈妈教我们投掷棒球，还训练我们比赛。比赛前，我们会把爸爸载到无尾巴猴酒吧，比赛后再去接他。
“给我狠狠地揍那个东西！”他把庞蒂亚克车门砰地关上时，会这么指挥我们。他的意思是“击中棒球” 。我们接了他之后，他会问：“你们替爸爸狠狠地揍那个东西了吗？”
这就是厄尔·霍尔对父亲这一角色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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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汤米是得州巴里市一个佃农的女儿。我们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做的，她烤饼干，在我参加小联盟时帮我加油打气……她和（哥哥）巴迪、（姐姐）艾薇、（妹妹）薇达梅，都在外公杰克·布鲁克斯的黑土农场上捡棉花。
我们家很穷，不过还没穷到要接受施舍的份儿上。我妈妈汤米是个在农场长大的足智多谋的姑娘，她在后院养鸡，把多余的鸡蛋和公鸡卖给邻居。我们的食物很充足，有鸡肉、油炸午餐肉和维卡猪肉豆。妈妈整箱整箱地买这种猪肉豆，储藏在车库里，就像在为千年虫的到来做准备。我们每天吃这种豆子，屋里的味道可以与社区的异味抗衡。爸爸经常把他的臭屁味归咎于邻居家的室外厕所。但是那次我在教堂拉在裤子里，也想把臭味归罪于邻居的厕所。妈妈却说，我们离厕所有一英里多远，让我不要跟爸爸学。
我的父母睡在起居室里的折叠式沙发上。在我们沥青屋顶的小平房外面，是一个泥土院子，院子里的泥土很平整，土质很细，最适合玩自卸卡车玩具了——只是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玩具。不过，与附近采砾场周围那些建在桑橙树桩上岌岌可危的沥青毡棚屋和未经粉刷的披屋相比，我们的小房子算是很不错了。住在那些模样难看的房子里的孩子们，在整个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比我们还要低下。他们的衣衫褴褛又肮脏，依靠施舍过活，有时候甚至还要去垃圾堆里找东西吃。我听说，他们的爸爸大多曾是采砾公司的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