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厄尔是由单亲妈妈克拉拉贝尔和两个没结婚的阿姨埃德娜和弗洛伦斯抚养长大的。她们没开过车，都是走路去上班，她们在一家洗衣房工作，为南方酒店和得州女子大学洗衣服。她们居住的小房子里外都没有粉刷。她们没有电话，用有四个灶头的煤气灶取暖，我从未见这个煤气灶熄灭过。至于空调，也只是做做白日梦，如同想拥有一套得州首富约翰·D.和露佩·莫奇森夫妇那样的庄园一样难以实现。
克拉拉妈妈、埃德娜阿姨和弗洛伦斯阿姨都吸盖瑞牌鼻烟。三姐妹每天要抽整整一大罐。烟的味道令人作呕，她们的口水沿着下巴往下流，然后在皱纹里干掉。我宁愿挨皮鞭抽，也不愿意让她们亲一下。但每月一次，我们要到登顿市贫民区的简陋小屋去看望三姐妹，见面和分别的时候，爸爸总是让我跟她们亲一下嘴。我总是紧紧闭上眼睛，使劲抿着嘴唇，默默忍受着。也许埃德娜阿姨和弗洛伦斯阿姨知道这对我是一场受刑，所以她们常常给我一盒硬币作为奖励。
但是她们非常亲切，因为她们的儿子，我的爸爸，是她们的一切。
我的祖母克拉拉贝尔觉得单亲妈妈跟麻风病人一样耻辱。除了自己的姐妹，她从不敢与其他人有眼神接触。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单亲妈妈的书，是著名女演员简宁·特纳所著的《昂起你的头》。我多么希望克拉拉妈妈能读一下这本书，高昂起自己的头。但我知道她不识字，而且由于感到羞愧，她经常低着头，下巴都贴到胸口上了。
我爸爸七岁的时候就要出去干活，帮家里维持生计。后来，他在七喜工厂找了一份洗瓶子的工作。克拉拉妈妈和阿姨们不许他问有关他父亲的任何事情。甚至在我出生之后，这个“不问不说”的规则依然存在。
记得我大概八岁的某一天，我与埃德娜和弗洛伦斯阿姨一起坐在门廊前。她们嘴上都叼着一小块盖瑞烟，下嘴唇凸出来，像是一直噘着嘴。得州的阳光照在门廊上，也照在我的粗布工装裤上，暖暖的，让我稍稍勇敢起来。
“跟我讲讲我爷爷的故事吧。”我鼓起勇气说。
两姐妹异口同声地喊道：“你没有爷爷！”然后，埃德娜扭头往院子里吐了口唾沫。
等我稍微大一点，我开始明白我爸爸不可能没有爸爸，因为只有圣母马利亚才会未婚先孕。我的哥哥约翰曾告诉我，他觉得埃德娜阿姨就是我们的祖父。
终其一生，无论我爸爸怎么询问他爸爸是谁，三姐妹总是给他同样的答案。1942年，他被遣往太平洋战场的时候，他终于放弃，不再问了。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有七十五岁了。临终时，年纪最大的阿姨弗洛伦斯也在场。祖母告诉爸爸，他的父亲名叫万达，来自得州的斯蒂芬维尔。但是到这个时候才告诉他已经太迟，根本来不及去找寻了，尽管整个得州可能没有第二个名叫万达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