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和中国无数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文革”中的资中筠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河南周口地区的农村，完全不用脑而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反而治愈了她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更大的收获是，她开始了怀疑。一是农村生产力之落后、农民生活之苦、青壮年文盲比例之高，完全与她所相信的宣传差距太大（她所在的农村并非偏僻穷山沟，而是一片平原，土质很好）。真正对最高指示怀疑的引发点出现得非常偶然。在“林彪事件”之前，有人传达了毛主席在姚文元一个报告上的批示，姚说他读了《天演论》、《史记》、《孙中山集》、《五灯会元》等五本书。毛主席批示说，很好，继续努力，必有成效（大意）。听到这样的传达，资中筠忽然觉得，“读这些书有什么了不起，我大部分都看过。8亿人只有一个人替大家读书，读这么点儿书还要最高领袖赞扬。我突然觉得这事有点儿荒唐，这么一转念呢，我好像已经开始怀疑了。”她称之为开始“腹诽”。虽然此前隐隐约约想到可能有什么不对，可是不敢想，现在怀疑就像一株嫩草，终于从石头缝里钻出来。
接着，就是陈伯达出事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被毛泽东斥为“野心家”，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被发动起来。“昨天那么革命，今天为什么忽然又不行了？”资中筠开始有点儿保留，虽然她跟谁也不会讲，“等到林彪出事以后，更觉得不对头了，明明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了，怎么忽然就这样了？然后又传达了一个毛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说他老早就看出林彪有问题了，逻辑上更说不过去了，到‘批林批孔’时就越来越荒唐，实在没法跟了。”
本来，资中筠已经作好了长期做农民的打算，所以认真学习农活，怕一旦完全靠劳动吃饭，自己养不活自己。想不到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外文干部上调，资中筠回到了北京，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陆续访华的美国人的接待工作，包括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
封闭的国家开始慢慢地与世界接触，1975年邓小平的复出更是让知识分子们看到了希望。因为他讲了很多符合常识的话，正是当时大家所想的。我记得他在军委说，什么政治挂帅，思想万能，一个螺丝钉拧不好，飞机就要掉下来。这都是大实话。那时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中国不能那么胡闹下去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时，对“批邓”紧跟的人少多了，“上面压下来必须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抄报纸上现成的批判稿，你抄我的我抄你的，应付了事，领导也不那么认真地来压”，在资中筠看来，“批邓”是一个转折点，“大家开始怀疑毛，但是对体制还不敢怀疑，而是认为如果那些老干部出来工作，大概就会好了。”
“四五运动”来了，毛泽东去世了，“四人帮”垮台了……发生在1976年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都昭示着，新的转机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