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79年1月，邓小平出访美国，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和人们习惯的说法“改革开放”不同，资中筠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放改革”，因为“如果没有开放，我们关起门来是无法实行改革的。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美国的开放。在中国开放改革的进程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在1979年，资中筠第一次走马观花地访问了美国。1980年，她决心退出送往迎来的工作，从事学术研究，在她要求下，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开始专业从事美国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在飞机上遇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一番倾谈之后，正在筹建美国所的李慎之向资中筠发出邀请。1985年，资中筠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三年之后担任了所长。
“我真正解放思想是到社科院来以后，那几年我心情特别舒畅，”资中筠至今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社科院的“黄金时期”，是思想解放的前沿。当代中国国际政治学也逐步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开始走上正轨。
资中筠似乎又回到了北平图书馆时期，她在当时最开放的学术殿堂，潜心学术研究。当然，她也时时感受到改革时代的热潮。许多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他们对中国的前途又一次升起希望，虽然知道有阻力，但是他们还是对当时的领导和改革方向寄予厚望。但是20世纪80年代很快就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了，许多知识分子再次陷入新的困惑。资中筠坦陈，到80年代末，她的思想又得到了一次解放，这次比70年代的思想解放更彻底，她珍视“独立”二字，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所以我就坚决辞去所长的职务，因为在所长的岗位上，有很多不自由。不是行政上的不自由，而是你必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于是我下决心：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要自由。”
“耳顺之年”之后的资中筠得到了真正的心灵的“自由”。退休之后，她的学术精进，《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等著作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专业研究之余，她的思想日见开阔，信手写来的随笔文章题材广泛而又有一以贯之之道，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吾土吾民的挚爱、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文明和正义的呼唤，彰显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胸怀。因此，知识界尊称她为“资先生”。
“我自己觉得越想越明白”，今年80岁的资中筠坦诚地说，“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幼年得到的爱国教育没有因为个人经受的苦难而消磨，同时由于思想的开阔获得了新的视角，“过去国际关系整天考虑的是国家利益，现在我觉得，还需要从人类共同的角度去考虑，从人民的幸福的角度来看。过去中国人老说，我们要在世界上占什么样的地位，以后美国衰落下去了，中国就是第一了。其实，大多数人到底幸福不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有很多小国的人民很幸福，它们干吗非得做大国呢？有人说，英国没落了，很多殖民地都独立了，但是英国普通人的幸福没有因此减少，还是原来的体制，人民享受自由和福利，各方面不是都挺好吗？干吗非得做一等大国不可？”让资中筠感到忧虑的是，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缺乏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因此，她呼吁“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