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在呼吁价格改革的同时，您也通过生活中的日常琐事解析经济学。
茅于轼：这与出国有关系。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了一次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因为时间太短，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西方国家，但是仍然对国外超市里丰裕的商品感到震惊。到了美国所我十分希望有机会去美国访问，看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1985年的夏天我参加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了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我结识了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所长帕金斯，他对我的英语能力和经济学水平有初步的了解，所以愿意作为邀请方请我去访问。第二年年初，我就去哈佛大学访问了一年。这一年可说是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不但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建立了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的联系，特别是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马国川：在美国一年，您主要思考什么问题？
茅于轼：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如何使中国富起来？根据理论思考和现实的观察，我的答案是：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杜绝生产浪费，不仅每个人的劳动报酬较高，整个国家也会富裕起来。一个国家穷，是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反而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种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而当存在着消除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的机会时，或由于权责利关系不顺，或因为管理上过严过死，或者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等原因，使得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潜力眼睁睁地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问题。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减少社会生产中的浪费，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终促成国家和人民的富裕。
马国川：也可以说，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就在于经济制度的不同。
茅于轼：在既定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对应着不同的社会产出。合理资源配置，让一切可以生产财富的要素都发挥作用，社会才能致富。择优分配原理说明，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流动，形成一般均衡，达到社会产出最大化，这就是富国致富的本质原因。而一般均衡如何实现呢？要靠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这就是市场制度。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回国以后我写了《生活中的经济学》一书，就是讲述这个道理。
马国川：这本书以生动活泼的笔调为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美国经验，通过对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点滴经验的剖析，让中国人知道了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这本书称得上是对中国人在市场经济文化方面的启蒙，所以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连续出版了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