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在多年的国企改革中，因为试图绕开产权这个核心命题，无数企业家沉沙折戟。
厉以宁：想绕过去，但是绕不过去的。当时全国对企业改革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是以杨培新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种，是主张企业应该向股份制发展，从承包制走向股份制；第三种，主张实行租赁制；第四种，主张实行资产经营。我是第二种观点的代表。
马国川：杨培新有一个绰号就是“杨承包”，他认为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承包制是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他公开喊：承包制万岁！直到1991年，他还说：承包制是企业发达必由之路。
厉以宁：承包制不解决问题，它不动产权，怎么解决问题？事实一再说明，解决不了问题。承包制改革对激活国有企业仍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与如日初升朝气蓬勃的民营经济相比刚好形成反差，国有企业每况愈下。到1990年，不仅没把企业利润包上去，反而在全面承包下，把盈亏成了“三三制”，以前国企80%盈利，亏损只有20%，但承包制后，变成了1/3盈利，1/3亏损，1/3虚盈实亏，即2/3没利润可包了。承包制不解决问题，股份制不让搞，就回到价格改革。
马国川：1988年5月，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要不怕风险，用5年左右时间解决物价、工资问题。
厉以宁：当时中央已经决心进行价格改革。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接见了5个经济学家，有我、吴敬琏、王珏、张卓元、吴树青。我预见到可能要发生通货膨胀的后果，在会上提出防止人们提取存款的五项措施：提高利率、发行国营企业股票、卖掉小企业、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发行黄金保值储蓄券。此外，还可以把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造为股份银行，有计划放开小城镇户口。
马国川：这些措施大部分没有得到采纳。
厉以宁：没有。1988年就放价格，还没放就乱了，抢购了，所以暂停了，就开始治理整顿。1989年又提，准备又讨论，赞成股份制的人就多了，谁想到又碰到了一个政治风波，又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