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恐怖分子的行为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政治目的发展成获取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不着边际的回报。这种变化也使恐怖分子变得更加具有破坏性。所幸，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仅限于伊斯兰社会内部。但即便如此，这个群体内还是有超过10 亿之众的人口可供招募。另外，恐怖组织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基地”组织网罗了数千人，以松散的小团体形式分布在大约60 个国家，其规模堪称史无前例。相比以往那些等级森严的准军事组织，如今即便是小规模网络组织，要想渗透其中难度也要比过去大得多。
技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两种趋势导致一系列新情况：恐怖主义越发具有致命性，管制恐怖主义的难度日益加大。鉴于“9·11 ”恐怖袭击事件和“基地”组织规模的空前壮大，当前人们的关注焦点是与伊斯兰极端分子相关的恐怖主义。但如果仅将注意力和应对措施集中在伊斯兰恐怖分子身上，那也是错误的。那样就会忽视技术民主化必然导致的其他广泛影响，以及必须应对的更多挑战。随着技术进步，以往局限于政府和军队手中的杀伤能力流入了一些非正常组织和个人手中。每个大的群体中都会出现偏离正轨的人，还有些人则一心想搞破坏。值得一提的是，“9·11 ”恐怖袭击事件前美国最大的一起恐怖活动正是由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狂热的反政府分子蒂莫西·麦克维一手制造的。同样，1995 年在日本东京地铁站释放沙林毒气的奥姆真理教也和伊斯兰教没有任何瓜葛。即使当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以往的恐怖浪潮一样具有时代性或者周期性，这个世界仍然需要面对由技术民主化带来的普通威胁。恐怖活动的杀伤力正在逐步增强。20 世纪70 年代，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和意大利红色旅制造的杀戮震惊世界，造成数十人死亡；80 年代，锡克族激进分子引爆印度航空公司的班机，夺去300 多人的生命；2001 年的“9·11 ”恐怖袭击事件则造成了数千人死亡——上述所有日渐升级的恐怖活动中，都没有运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依照恐怖袭击的这种致命性发展趋势，未来数十年内一旦某些社会激进组织拥有了生化武器或核材料，那么它们将有能力毁灭数百万条生命。20 世纪，像希特勒这样的病态者运用极权政府的国家机器杀死了大批人。而不幸的是，现在任何激进组织或个人根本不需要借助政府手段就能轻易杀死数百万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战争私人化”，它反映了世界政治的戏剧性转变。而且，恐怖主义的升级还会对城市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下一次恐怖袭击不再仅仅针对两幢写字楼，而是将目标直指曼哈顿金融区、伦敦市区、巴黎左岸，那么人们还愿不愿意住在城市里，人们还有没有能力保持文化制度呢？新型恐怖主义既不像20 世纪70 年代的爱尔兰共和军和巴斯克分离运动武装“埃塔”，也不像意大利红色旅，它们的弱点也不仅限于某个社会。因此，以“一切照旧”的态度来遏制当前的恐怖主义是远远不够的。21 世纪，军事力量仍在世界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科技提高了恐怖分子获取杀伤性武器的能力，还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沟通能力——与其他法律管辖范围内的恐怖分子交流，与全球范围内的倾听者交流。本书第三章中将谈到，许多恐怖分子既有硬实力也有软实力。2001 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将国家安全战略转移到反对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布什政府选择的斗争方式过于注重硬实力，没有动用足够的软实力，这也是一种错误，因为恐怖分子正是通过软实力来获取支持和新生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