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怀疑论者反对软实力这种提法，因为他们只是狭隘地从命令或主动控制的角度来考虑“实力”二字。他们认为仿效和吸引与实力扯不上关系。确实，有些仿效和吸引行为既不能对政策结果产生多大影响，也无法引导出预期的结果。比如，20 世纪80 年代日本的创新型工业备受推崇，但随后世界各地企业的争相效仿却削弱并伤害了日本企业在市场上的实力。同样道理，军队常常会通过模仿敌人的成功战术，来给对方制造重重障碍，进而挫败敌人。这些看法都没错，但其中忽略了一点：吸引他人确实会让你得偿所愿。怀疑论者把实力仅仅定义为刻意的命令与控制，他们忽略了实力的另一个“结构性”层面——不必采用威胁、收买等强迫性手段去改变他人的行为，也能达到目的。
重要的是，要了解吸引力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显然，流行文化在接触到类似文化时更易吸引人，进而产生软实力。所有实力都依赖环境（谁和谁在何种条件下）发挥作用。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更加依赖自发的解读者和接受者。此外，吸引力通常具有扩散效应，产生的是一般性影响，而不是某种具体可见的行为效果。正如钱可以用来投资，政客们常把储存政治资本挂在嘴边，以备未来不时之需。当然，美好的愿望有可能落空，扩散性互惠也不如直接交易实在。然而在讨价还价的局面下，吸引力的扩散性影响及其产生的间接效果十分有助于扭转局面，占据有利形势。否则，政治圈中就只有赤裸裸的交易和回报，而且我们深知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建立起一套实证体系，探讨吸引力和实力之间的关系。
在力量分散的情况下，软实力更易发挥作用，即便独裁者也不可能对民意完全无动于衷。可是当一个独裁者在盘算要不要援助他国，这种做法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时，受援助国在本国国民心中是否受欢迎，是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的。而相比之下，在注重民意和国会意见的民主国家，政客们在采取策略和达成协议时自由度要小得多。因此，2003 年土耳其政府不可能允许美国借道越境攻打伊拉克。而美国为协助阿富汗战事，要在专制的乌兹别克斯坦获得基地使用权，则容易得多。
尽管软实力有时会对具体目标产生作用（美国声望因其政策受损后，2003 年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伊拉克决议时，美国未能获得智利和墨西哥的投票支持），但它更易对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产生影响。半个世纪前，阿诺德·沃尔弗斯专门区分了两类目标：特定且有形的“占有目标”和更为宽泛的“周边环境目标”（如塑造一个有利于民主的环境）。成功地实践以上两个目标，对国家外交政策至关重要。在考虑美国的各种国家利益时，相比硬实力，软实力或许在防止袭击、保卫边境、保护盟国等方面略逊一筹，但软实力对实现“周边环境目标”却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在促进民主、人权和市场开放等方面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吸引他人接受民主比强迫他人搞民主更容易。虽然吸引力的作用会随着环境和目标的不同而变化，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作用有限。实际上，在遇到防止疾病传播、应对全球变暖、建设民主社会等问题时，炸弹和刺刀未必能如软实力一般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