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斯的鲜血溅满卡拉斯夫人身上，这位突遭劫难的夫人一无所有，次子被流放，女儿被强行关进修道院，家产全部没收。孑然一身的夫人走投无路，但还是有路见不平要申张正义的人，他们积极支持卡拉斯夫人到巴黎去向国王亲自申冤。这位来自英国的妇人，听到巴黎的名字都使她胆战心惊，省城都如此险恶，到了都城又将面临怎样的险境？她只有抱着赴死的心理，去巴黎上访。
无论宗教掀起怎样的狂热，巴黎的法律体系还是保持着自己应有的理性与正义。
巴黎最高法院著名律师德·博蒙先生亲自为她辩护，并且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征得15位律师签名，后又有两位大律师加盟，将他们的辩护词出版发行，将收益用于对卡拉斯夫人的资助。整个巴黎与欧洲都被感动了，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心，支持这位夫人讨还公道。基于理性与法律的新民意形成强大的潮流，使人们相信正义会通过法律回到世间。
到巴黎上访，曾使卡拉斯夫人感到恐惧，但巴黎却用法律与理性还有同情心，使卡拉斯夫人得到了爱与公道，当公义回到卡拉斯夫人心中，巴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正义与恒久的尊重。民间的吁请直接进入国王的内阁，女儿、儿子重新还归母亲，一家三人得到重聚团圆，大法官为他们流泪，整个巴黎何尝不泪流满面？
还是那座小镇，那座陷入宗教迷狂的小镇，用宗教情绪影响公正审判的小镇，却发出异样的声音：与其让当时错判的朗格多克八个法官陷入不义，不如让卡拉斯一家继续受辱，应该将卡拉斯一家人献祭，以维护当地法官的荣誉。
伏尔泰说：他们没想到，法官的荣誉如同其他人荣誉一样，在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巴黎上访使法国历史上少了一份冤假错案，不，少了不止一份冤假错案，如果这样的错案堂皇地记录在法制史上，就会有更多的冤假错案接踵而至，使巴黎应接不暇；如果巴黎人对卡拉斯夫人没有同情心，巴黎的著名律师法官对冤案置之不理，或推给当地政府解决，那么，它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为一个人主持公义，就是为全体人主持公义，为一个人主持正义，就是为城市、为国家、为历史，甚至为人类主持了公义。
伏尔泰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法制的建设与信访制度的建立，因为法律在当时似乎并没有问题，相对独立，信访也没有问题。虽然在国王强权统治之下，但法官在相对独立地进行审判，并不涉及政治，也没有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