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急剧变化和言论不畅的社会中，谣言更容易得到广泛流传。谣言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会加大产生误解和冲突的可能。在极端情况下，谣言还可能催生社会与政治暴力，比如将某类人群贴上相应的标签进行道德审判，或推动法律用更严厉的措施处理犯罪者。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谣言有着血缘关系，而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谣言激发的兵变。这种看法显然也有偏颇之处，其实谣言不过是社会局势失控的表象，而非原因。但这也表明，在社会稳定和爆发激烈的社会抗争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谣言。所以有西方学者把谣言也看作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只是它的手段不像革命那么激烈，但显然蕴涵着一种抗争的意味。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通常会借助未经证实的谣言，为自身获得一种有利的舆论支持，表达抗争诉求。2011年大连民众反对PX项目的散步，便可看作未经证实的谣言推动了民众表达他们的集体诉求。
然而在官方和传统媒体的意识中，总是把谣言看作对事实完全的歪曲和捏造，总把民众看作 “不明真相”的群体，把谣言的传播者当成 “别有用心”，这显然不是对谣言的理性态度，只会导致更多谣言的产生。谣言是社会和民众焦虑和恐惧的一种回声。只有把谣言看作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现象，构建合适的信息公开机制、充分的民意表达机制、公正的司法机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机制，才能真正减少谣言的数量。谣言的层出不穷，表示社会缺乏可靠而安全的信息出口。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缓解了民众的焦虑与恐慌。从这个角度看，谣言能够通过微博获得一定的传播，反而显示出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至少说明权力部门对信息传播有了某种宽容。社会和民众心中潜伏的质疑和焦虑，终于有了一个宣泄的渠道。政府和媒体也能从微博中了解到民众的所思所想，感受到社会真实的脉搏。
政府的公信力和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度，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积累起来。微博无疑在加强中国信息传播的透明度，这种透明度只会提升民众在公共生活中的安全感和相互的信任感。这种透明度的达成，需要我们对谣言有一种理性的态度，谣言也是人们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有它积极的价值。只有宽容、理性地对待谣言，我们才可能揭示更多的真相，谣言的土壤才会越来越贫瘠。
一说起历史，中国人总是颇自豪的。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比起今天得势的西洋、东洋鬼子来，自是大大的优越。可翻开史书一看，却很有几分尴尬：我们有准确纪年的历史，只能追溯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西周共和元年。再往前，就语焉不详了。以至于武王伐纣这等大事儿，历史学家们也只能支支吾吾地说：“肯定有这事儿，具体年份嘛，不是公元前1027，就是公元前1122。”你看，不过是三千多年前，这么大的事儿居然就有了近一百年的误差。
20世纪90年代中期，宋健出访埃及，看到埃及在古代史和文物研究上的成就，深受刺激。联想到咱们自己，周以前的历史，不过是东周人编撰的一些神话故事。硬碰硬地拿纪年说事儿，竟说不到三千年之外，这和埃及相比，差距未免过大。还要硬撑着说咱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面子上终究不太好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