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19世纪是戏剧对摄影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从这一时期的肖像照或自拍照足以看出人们很早便开始痴迷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这些照片往往与科学或伪科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例如奥斯卡·G·雷兰德（Oscar G. Rejlander，1813 ～ 1875），这个当时坚信摄影应被提升到与绘画相同地位的人，受到达尔文的委托去拍摄人类的各种表情，这些照片最终成为达尔文《人类和动物的表情》（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1872）一书的配图。雷兰德在一些照片中亲自充当模特，演绎各种表情。
这种戏剧性的表演在今天看来或许滑稽，但当时达尔文却用这些照片作为论证进化论学说的视觉辅助材料。英国雕塑家理查德·科克尔·卢卡斯（Richard Cockle Lucas，1800 ～ 1883）对表情的研究则取得了更具突破性的成果，其1865 年的相簿《有关表情研究的50 个个案》（Fifty Studies of Expression）中的照片均以肖像名片（carte-de-visite）的形式展示，照片中的卢卡斯扮演成各种虚构人物（其中多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和各种代表了善与恶的想象中的人物。曾令20 世纪上半叶的超现实主义者深深着迷的弗洛伊德的“他我”（alter ego，孪生的自我）概念，同样被用于角色扮演和面具的使用上，这一概念的呈现方式既直接又充满隐喻。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在其画作中经常使用罗普罗普（Loplop）和达达马克斯（Dadamax）这两个不同的“他我”代替真实的“自我”。上世纪20 年代，摄影师曼·雷（Man Ray，1890 ～ 1976）为杜尚拍摄了一系列男扮女装的照片，杜尚还专门为他的女性形象起了一个萝丝·瑟拉薇（Rrose Sélavy）的名字。萝丝·瑟拉薇的形象影响了无数年轻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反对将男女性别角色进行严格区分的艺术家。
安迪·沃霍尔、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1904 ～ 1980）、卢卡斯·萨马拉斯（Lucas Samaras）、伍兹·露丝（Urs Lüthi）、莱尔·阿什顿·哈里斯（Lyle Ashton Harris）和尤尔根·克劳克（Jürgen Klauke）等艺术家都在不同程度的自拍性作品中使用过一个女性形象。有趣的是，如今“他我”概念的运用不仅局限于画廊中的当代艺术作品，而且扩展到了网络：例如网络虚拟世界“第二人生”，它为那些想用虚拟化身尽情演绎个人“神话”的网友提供了一个匿名空间。
论及当代摄影自拍中的角色扮演，必然会提到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和她标志性的作品《电影剧照》（Film Stills，1977 ～ 1980），这组作品已成为年轻一代摄影师的试金石。《电影剧照》包含了69 张8×10 英寸的光面黑白照片，无论是照片题材还是表现形式都酷似电影宣传照。照片中的舍曼扮成金发女郎、性感图书馆管理员等一系列好莱坞电影中的女性角色。这些照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的场景都是观众熟悉的，即便一时想不起片名，它们依然能唤起你对某些电影的记忆。然而，这些照片并非与特定的某部电影有关，只是对常见的电影片断和电影语言进行了模仿。由于人们十分熟悉这种电影语言，照片中暗藏的叙事就变得不难理解，留给观者的想象空间就显得格外有趣。舍曼在整部作品中表现出惊人的角色转换能力（我们也由此感受到其身份的转变），她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些理论普遍认为所谓的女性气质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与生俱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