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者作为他者，将自己也作为他者，即作为有限的主体，将“主体间性”更推进为“他者间性”，推进为本体性的“文化间性”，唯如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才可能筹划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此对话的效果则是对话者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对自己的“不断”重构，之所以是“不断”，是因为对话者永远保留着无法被表述的本己，无论经过多少轮的对话，一方对话者都不可能变成另一方对话者。君不见，即使长在同一棵树上的叶子，经过百年、千年的“对话”，它们又何尝变得一模一样了呢？自然教导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人归属于自然。人“文化地”对话，但人也“自然地”拒绝对话，以其“自然”而拒绝对话。我们拟以“全球对话主义”作为我们的结语，其中，第一，作为“他者”的对话参与者是其根本；第二，“全球”不是对话的前提，甚至也不是目的，它是对话之可期待也无法期待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全球”以他者为根基，是“他者间性”之进入“主体间性”，是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相互探险和协商，没有任何先于对话过程的可由某一方单独设计的前提；然则，第三，“他者”一旦进入对话，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他者”了，对话赋予“绝对的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就其定义说，所谓“主体性”就是有能力去改变客体，而同时也将被客体所改变，顺便指出，“主体间性”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对主体之间相互改变的承认。回到本文的开头，全球化，作为“全球对话主义”，将既包涵了现代性，也开放了后现代性，它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哲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
未来的文化研究是否将以“全球对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我们不能预先提出要求，这不符合“全球对话主义”精神，但是，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对话主义”至少在解决例如“文化帝国主义”这样全球时代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时，将能够同时避免“大全”（“全域主义”）和“整体”（“球域化”）的文化帝国主义嫌疑，以及由于对受众能动性的强调而导致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然无视。甚至，或许也不是不可以期待在霍尔之后重新阐释“文化间性”尤其是它在未来的种种新的可能性。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