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14)

将他者作为他者,将自己也作为他者,即作为有限的主体,将“主体间性”更推进为“他者间性”,推进为本体性的“文化间性”,唯如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才可能筹划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此对话的效果则是对话者对自己的“不断”超越,对自己的“不断”否定,对自己的“不断”重构,之所以是“不断”,是因为对话者永远保留着无法被表述的本己,无论经过多少轮的对话,一方对话者都不可能变成另一方对话者。君不见,即使长在同一棵树上的叶子,经过百年、千年的“对话”,它们又何尝变得一模一样了呢?自然教导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人归属于自然。人“文化地”对话,但人也“自然地”拒绝对话,以其“自然”而拒绝对话。我们拟以“全球对话主义”作为我们的结语,其中,第一,作为“他者”的对话参与者是其根本;第二,“全球”不是对话的前提,甚至也不是目的,它是对话之可期待也无法期待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全球”以他者为根基,是“他者间性”之进入“主体间性”,是他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相互探险和协商,没有任何先于对话过程的可由某一方单独设计的前提;然则,第三,“他者”一旦进入对话,就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他者”了,对话赋予“绝对的他者”以主体性的维度,就其定义说,所谓“主体性”就是有能力去改变客体,而同时也将被客体所改变,顺便指出,“主体间性”的一个主要意思就是对主体之间相互改变的承认。回到本文的开头,全球化,作为“全球对话主义”,将既包涵了现代性,也开放了后现代性,它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哲学,如果需要再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全球对话主义”将是一个选择。

未来的文化研究是否将以“全球对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我们不能预先提出要求,这不符合“全球对话主义”精神,但是,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对话主义”至少在解决例如“文化帝国主义”这样全球时代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时,将能够同时避免“大全”(“全域主义”)和“整体”(“球域化”)的文化帝国主义嫌疑,以及由于对受众能动性的强调而导致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然无视。甚至,或许也不是不可以期待在霍尔之后重新阐释“文化间性”尤其是它在未来的种种新的可能性。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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