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对话主义》走向全球对话主义(7)

但是贝克的难题在于,第一,这种“大全”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它真有,也一定要通过“有根”的个体通过想象来建构,它不能不是地域的、历史的、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因而就难以纯粹,难以客观,难以获得全体个体之认同。这就是说,第二,在其最终的意义上,个体不可能被废弃,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任何意识,比如“大全”意识,必须有所寄寓;意识是个体的意识,若是没有个体,那谁来想象“大全”?

a 该词旧译“世界化”,同源派生词有“世界主义”等,但现代汉语的“世界”不含地方性的意思,这与其英文和德文的对应词(world,.Welt)是一样的。“世界”总是在总括的意义上说的,如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其中地方性是要被排除的。现改译为“全域化”,以将原词的合成含义表达出来。

即使将来真有一天,世界大同了,个体的个体性、独一无二性也不会在这大同中消失。

通过赋予新义的“全域主义”,贝克否定了以民族为单元思维的“美国化”,这也是对同样性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拒绝。但是,第三,“全域主义”仍然假定有民族、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存在其内,而如果其中各方不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话,则一定就有优势的一方对另一方或其他各方发挥较大的作用。无论这作用是柔性的葛兰西的“霸权”或者列宁的暴力专政,都将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不错,“美国化”或“文化帝国主义”是以一个对全球化的民族式理解为其前提的,但是要去掉这一前提,除非无视全球交往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除非将个体解除,将人类解除,如此方可回到原始的、洪荒的、天地不分的“大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帝国主义”的仍然有效性在于,它假定了民族、地方在全球交往中的不可祛除性,更进一步,也假定了个体存在的永恒性。“第二次现代化”的“超民族性”不可能终结“第一次现代化”的“民族性”,至少在目前、在可见的未来如此。“现代性”将穿过“后现代性”而进入“全球性”,它当然会在对后现代状况的适应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

必须注意,贝克的“全域主义”虽然表面上似乎仍然承认对立、差异、民族、个体,但由于他将这一切都“囊括进”(include. into)一个“自然”(cosmos),一个“大全”之内,而使这一切都成了所谓的“内涵式对立”(inclusive. oppositions),即是说,这些对立元素已经失去其先前的意义,它们不再是其自身。在贝克,“全域主义”的另一表述是“超民族性”(transnationality)。同理,虽然在超民族的逻辑中仍然有民族,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之间不再是“一对一的应和关系”(one-to-one. correspondence),它们可以相互说话,而且都要跟一个“大全”说话,其先前的相互说话被提升为同时跟“大全”说话,即超越民族自身而与“大全”对话,接受“大全”的规范和制约。民族被超民族化,被全域化,这结果也就是“去民族化”,即民族的消失。具体说,甚至“一旦引进欧元”,一旦涉及“欧洲”概念,个别的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便无复存在了。 a贝克争辩,作为一个位于更高抽象级别的概念,其“在“全域主义”此的前提是,民族的不再是民族的”,它是对各个具体民族的抽象、超越,因而否定。进入“全域”,进入“全球”,就意味着放弃民族或国家的“主权”和“自主性” —.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国将不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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