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贝克的难题在于，第一，这种“大全”不过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使它真有，也一定要通过“有根”的个体通过想象来建构，它不能不是地域的、历史的、民族的和意识形态的，因而就难以纯粹，难以客观，难以获得全体个体之认同。这就是说，第二，在其最终的意义上，个体不可能被废弃，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任何意识，比如“大全”意识，必须有所寄寓；意识是个体的意识，若是没有个体，那谁来想象“大全”？
a 该词旧译“世界化”，同源派生词有“世界主义”等，但现代汉语的“世界”不含地方性的意思，这与其英文和德文的对应词（world,.Welt）是一样的。“世界”总是在总括的意义上说的，如歌德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其中地方性是要被排除的。现改译为“全域化”，以将原词的合成含义表达出来。
即使将来真有一天，世界大同了，个体的个体性、独一无二性也不会在这大同中消失。
通过赋予新义的“全域主义”，贝克否定了以民族为单元思维的“美国化”，这也是对同样性质的“文化帝国主义”的拒绝。但是，第三，“全域主义”仍然假定有民族、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存在其内，而如果其中各方不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话，则一定就有优势的一方对另一方或其他各方发挥较大的作用。无论这作用是柔性的葛兰西的“霸权”或者列宁的暴力专政，都将有“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不错，“美国化”或“文化帝国主义”是以一个对全球化的民族式理解为其前提的，但是要去掉这一前提，除非无视全球交往所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除非将个体解除，将人类解除，如此方可回到原始的、洪荒的、天地不分的“大全”。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帝国主义”的仍然有效性在于，它假定了民族、地方在全球交往中的不可祛除性，更进一步，也假定了个体存在的永恒性。“第二次现代化”的“超民族性”不可能终结“第一次现代化”的“民族性”，至少在目前、在可见的未来如此。“现代性”将穿过“后现代性”而进入“全球性”，它当然会在对后现代状况的适应中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
必须注意，贝克的“全域主义”虽然表面上似乎仍然承认对立、差异、民族、个体，但由于他将这一切都“囊括进”（include. into）一个“自然”（cosmos），一个“大全”之内，而使这一切都成了所谓的“内涵式对立”（inclusive. oppositions），即是说，这些对立元素已经失去其先前的意义，它们不再是其自身。在贝克，“全域主义”的另一表述是“超民族性”（transnationality）。同理，虽然在超民族的逻辑中仍然有民族，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之间不再是“一对一的应和关系”（one-to-one. correspondence），它们可以相互说话，而且都要跟一个“大全”说话，其先前的相互说话被提升为同时跟“大全”说话，即超越民族自身而与“大全”对话，接受“大全”的规范和制约。民族被超民族化，被全域化，这结果也就是“去民族化”，即民族的消失。具体说，甚至“一旦引进欧元”，一旦涉及“欧洲”概念，个别的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便无复存在了。 a贝克争辩，作为一个位于更高抽象级别的概念，其“在“全域主义”此的前提是，民族的不再是民族的”，它是对各个具体民族的抽象、超越，因而否定。进入“全域”，进入“全球”，就意味着放弃民族或国家的“主权”和“自主性” —.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国将不国”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