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这种东西被看成一种激进的新型戏剧而受到赞誉。波兰社会主义者耶日?格利克斯曼一九三五年在莫斯科观看了《贵族》的演出，他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舞台搭建在大厅的中央而不是通常的地方，观众围坐在舞台四周。导演的目的是使观众与剧情的关系更加密切，缩短演员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没有幕布，舞台布景非常简单，几乎像是在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戏剧的主题——一个劳动营中的生活——本身令人激动不已。
在劳改营以外，这种文学作品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在向持怀疑态度的外国公众证明，迅速增加集中营的合理性的一系列运动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它也许还有助于平息苏联公民因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情绪，因为它向他们承诺了一个圆满的结局：甚至斯大林主义革命的受害者都将在劳动营里得到一个重建生活的机会。
宣传机器在运转。观看了《贵族》之后，格利克斯曼要求参观一个真实的劳动营。有点让他意外的是，他很快就被带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博尔舍沃“示范”劳改营。他后来回忆了劳改营里“洁白的床铺和被褥，方便的洗脸间。所有物品都一尘不染”。他还遇见一群年轻囚犯，他们讲了自己奋发向上的个人故事，与波戈金和高尔基所描写的一模一样。他见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当时正在为成为一名工程师而学习。他见到一个街头流氓，后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现在管理着劳改营的仓库。“世界可以多么美好！”格利克斯曼听见一位法国电影导演低声说道。唉，令人遗憾的是，五年之后，格利克斯曼发现自己倒在一节运牛货车的地板上，与完全不同于波戈金剧中那些囚犯的囚犯们一起，向着一个与博尔舍沃模范劳改营毫无相似之处的劳改营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