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在国外引起一阵骚动。政治红十字会把士兵开枪的消息秘密传递到境外。甚至在其见诸苏联报端之前，关于开枪事件的报道已经出现在西方的媒体上。索洛韦茨基与苏共领导层之间的电报往来频繁。最初，集中营当局为士兵开枪进行辩护，声称囚犯违反了宵禁令，并且声称士兵在开枪之前曾经发出过三次警告。
后来，一九二四年四月，在根本否认士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而囚犯则认为他们没有——的同时，集中营当局为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更加煞费苦心的分析。他们的报告解释说，政治犯与看守他们的士兵“待遇不同”。政治犯有时间读书看报，士兵则没有书报可读。政治犯吃的是白面包、黄油和牛奶，士兵却吃不上这些东西。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不满自然而然地积聚起来，工作的人对不工作的人不满，结果，当囚犯公然违抗宵禁令时，流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支持他们的推断，集中营管理者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大声宣读了囚犯们所写的信：“我感觉很好，我吃的很好……目前不需要给我寄衣服和食物来。”其他信件则描绘了岛上的美丽景色。当这些信件中的一部分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时，囚犯们坚称，他们对岛上生活所作的这些田园诗般的描述，只是为了消除亲人的恐惧。
中央委员会愤怒地采取了行动。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集中营事务负责人格列布·博基所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视察了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和设在凯姆的中转监狱。一系列文章随后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发表在《消息报》上。“相信索洛韦茨基是一座让人压抑的黑暗监狱——那里的人们坐在拥挤的牢房里耗费着光阴——的人们大错而特错了。”H.克拉西科夫写道，“整个集中营由一个包括三千名劳动者的庞大的经济实体组成，生产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在为索洛韦茨基的工农业生产大唱赞歌之后，克拉西科夫接着描述了萨瓦捷沃社会主义者营区的生活：
他们所过的生活可以作为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具有其存在形式的所有负面因素。继续保持着无所事事、喋喋不休地争论政治问题、家庭不和、宗派斗争之类特征，最重要的是继续保持着对一般政府，尤其是对当地管理部门和红军看守战士的挑衅性敌视态度……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使得这三百多人反对地方当局为给他们的生活注入规则和条理而采取的一切措施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