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接管了一个经营不善的企业的管理专家一样，弗伦克尔还使集中营生活的其他方面趋于合理，逐渐抛弃了对提高集中营的经济效率不起作用的一切东西。所有形式主义的教育改造很快就被取消了。正如贬斥弗伦克尔的人所不满的那样，他停止出版集中营的刊物和报纸，并且取消了与索洛韦茨基地方志协会的聚会。索洛韦茨基的剧场和博物馆继续保留，但那只是为了给前来参观的要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已。
与此同时，随心所欲的残忍行为越来越少。一九三○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派的沙宁委员会上岛调查虐待囚犯的传言。委员会的报告确认，岛上存在滥用酷刑的事实。为了彻底扭转以前的做法，沙宁委员会将九十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凶者判处死刑。如今，在一个将劳动能力看得高于一切的机构里，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不合时宜。
最后，在弗伦克尔的领导下，“政治犯”的概念永久性地改变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当两类囚犯一起被派往大陆去为大型林业工程和卡累利阿的木材加工厂干活儿时，因刑事犯罪被判刑的囚犯与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囚犯之间的人为界线消失了。北方专设集中营不再承认享有特殊待遇的囚犯，而是一视同仁地把所有囚犯看成潜在的劳动力。
萨瓦捷沃营区的社会主义者居民提出了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显然，那些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不适应任何人的经济效率思想，因为他们原则上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强制劳动。他们甚至拒绝去砍自己烧的木柴。“我们属于行政流放，”一名政治犯抱怨说，“因此，当局必须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不出意外，这种态度开始引起集中营当局的不满。尽管诺格捷夫长官曾于一九二三年春天在彼得罗明斯克亲自与政治犯进行谈判，并且亲口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平静顺从地迁往索洛韦茨基，将在那里实行更加宽松的管理制度，但是，他似乎对政治犯没完没了的要求特别不满。在政治犯的行动自由、看医生的权利以及与外界通信的权利等等问题上，他与政治犯争论不休。终于，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当双方就对囚犯实行宵禁而进行的异常激烈的争论达到极点时，看守萨瓦捷沃营区的士兵向一群政治犯开枪，打死了其中的六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