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的两种差别是两个体系的主要不同点。第一种差别是，苏联对“敌人”的界定通常要比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界定模糊得多。除了极少数异乎寻常的例外，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犹太人能够改变自己的身份，没有哪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会头脑清醒地指望幸免一死，而且所有犹太人始终具有这种认识。当数百万苏联囚犯担心他们可能会死——而且数百万囚犯已经死去——的时候，并没有哪一类囚犯必定会死。有时候，某些囚犯可能由于从事相对轻松的劳动而改善了自己的命运，例如工程师或地质学家。在每一个劳改营的内部，都存在着囚犯的等级制度，有些囚犯会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或者在他人的帮助下往上爬。另外，当古拉格因妇女、儿童和老人感到自身负担过重时，或是当需要士兵上前线去打仗时，它会大规模特赦释放囚犯。各种“敌人”不分类别因身份改变而意外受益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九三九年，斯大林逮捕了几十万波兰人，然后，在一九四一年，当波兰和苏联临时成为盟友时，斯大林又把他们从古拉格里释放出来。相反的情况也是事实：在苏联，害人者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古拉格的看守、管理人员、甚至秘密警察的高级官员也会被捕然后发现自己也被判处在劳改营里服刑。没有哪一棵“有害的杂草”总是有害的，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苏联囚犯群体始终生活在不断产生的死亡预感之中。
回到前面，正如将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越来越清楚的那样，第二种差别是，按照创建古拉格的那些人的——无论是私下表达的还是公开宣传的——考虑，古拉格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人道的。在古拉格体系中，对待囚犯就像对待牲口或者成堆的铁矿石一样。看守随意驱使他们，装上或者卸下牛车，掂量权衡他们，如果看他们可能有用就给他们吃的，否则就让他们挨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他们是具体化和商品化的被剥削者。除非从事生产劳动，他们的生命在其主人看来毫无价值。
不过，他们的遭遇与犹太人以及被纳粹送往特别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的遭遇完全不同。这些特别集中营不叫Konzentrationslager而叫Vernichtungslager——实际上根本不是“劳动营”而是死亡工厂。有四座这样的集中营：贝乌热茨、海乌姆诺、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包括劳动营和死亡营。关进这些集中营之后，将对囚犯进行“挑选”。极少数囚犯被送去强制劳动几个星期。其余的则被直接送进毒气室，在里面遭到杀害之后立即被焚尸灭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