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相当成功地在其东部边境地区征服了本国土著民族的俄罗斯帝国也不例外。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一次宴会上，安娜的丈夫——他是负责“土著部族”事务的官员——大谈优越文明同化低劣文明的必要性。像所有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一样，布尔什维克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俄罗斯帝国对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通古斯人、楚克奇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征服。他们——对被压迫民族命运的兴趣完全是在其他方面的这些人——对此并不特别在意这一事实本身，预示了某些与他们没有表明的设想有关的事情。
不过在当时，欧洲集中营的发展并不需要具有完整的有关南部非洲或东西伯利亚的历史意识：某些种类的人比其他种类的人优越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足够普及。而且，在极其深刻的意义上最终把苏联劳改营与纳粹德国集中营联系在一起的恰恰也是这一概念：两个政权都是通过划定他们将要大规模迫害并消灭的“敌人”或“劣等人”的种类而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在纳粹德国，第一批攻击目标是残疾人和智障者。后来，纳粹把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特别是犹太人集中起来。在苏联，受害者最初是被指控为前政权支持者的所谓“旧人员”，后来则是“人民的敌人”。后者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不仅包括被现政权视为政敌的那些人，而且包括一些特定的民族群体和种族，只要他们（由于同样含糊不清的原因）看上去似乎对苏维埃国家或斯大林的权力构成了威胁。在不同的时期，斯大林大规模逮捕了波兰人、波罗的人、车臣人、鞑靼人和——在他死去之前——犹太人。
虽然这些种类并不全是任意划定的，它们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的。半个世纪以前，汉娜?阿伦特写道，纳粹和布尔什维克政权均设计了“目标反对派”或“目标敌人”，他们的“身份根据现实情况而变化——因此，在一类人被消灭之后，立即向另一类人宣战”。基于同样的原因，她接着写道，“极权主义国家警察的任务不是发现犯罪，而是随时准备在政府做出决定时立即逮捕某一类人”。问题再次回到了原处：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一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