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以后，这一概念在更大的范围蔓延开来。例如，由英语的“集中营”翻译过来的концлагерь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俄语中，这似乎应当感谢托洛茨基对布尔战争史的熟悉。一九○四年，德属西南非的德国殖民者同样采用了英国模式，只是稍微作了一点改动：在把该地区的土著居民——一个名叫赫雷罗的部族——关押起来之后，强迫他们为德国殖民者劳动。
在最初的这些德国-非洲劳动营与三十年后建立在纳粹德国的那些集中营之间，存在着某些奇妙而神秘的联系。例如，由于这些南部非洲的劳动聚居营地，一九○五年，Konzentrationslager一词首次出现在德语中。德属西南非洲的首任帝国地方长官是一位名叫海因里希·戈林的博士，他是一九三三年建立第一批纳粹集中营的赫尔曼·戈林的父亲。德国首例关于人类的医学实验也是在非洲的劳动营里进行的：约瑟夫·门格勒的两位导师特奥多尔·默利松和欧根·菲舍尔对赫雷罗人进行了研究，后者试图证明他的白色人种优越论。但是，他们在信仰方面并无与众不同之处。
总之，没有什么可以让明智的人们相信，对于人类的未来，保护南部非洲黑人部落比欧洲列强和白人种族的扩张更重要……只有当土著人在优越种族的帮助下学会生产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才能说他们在道德上拥有了存在的权利。
当这种理论被如此罕见地明确表达出来时，类似的观点常常隐藏在殖民地传统行为的表面之下。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主义的某些方式既充实了白色人种优越的神话，又使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使用暴力合法化。因此可以说，一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腐朽经验帮助铺设了通往二十世纪欧洲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不仅是欧洲的极权主义：印度尼西亚是一个后殖民地国家的现实范例，像其殖民主义主子所曾做过的那样，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开始囚禁批评他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