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对于苏联的看法并不全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实际上倒不如说其中许多是被我们逐渐淡忘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的副产品。现在，我们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几乎没有人想去动摇这一信念。我们记得诺曼底登陆日，记得解放纳粹集中营，记得孩子们拥上街头欢迎美国兵。没有人希望听到还有别的东西，同盟国的胜利也有阴暗面；也没有人希望被告知，正当我们的敌人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我们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营却扩大了。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在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没有人想记住，我们所帮助的那个大屠杀者与西方的政治家们相处得有多么融洽。“我真的喜欢斯大林，”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对一位朋友说，“他从不食言。”有许许多多斯大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全都面带笑容。
最后，苏联的宣传也不是毫无成效的。苏联企图使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产生怀疑的努力——例如把他描绘成一个疯子、一个反犹分子或者一个酒鬼——确实起了一些作用。苏联对西方学者和记者所施加的压力同样干扰了他们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我作为一名美国大学生研究俄罗斯历史时，熟人朋友告诉我，上研究生时不要费劲地继续研究这个课题了，因为需要克服的困难太多：当时，那些“善解人意地”撰写苏联问题文章的人士得到了更多查阅档案和官方文献的机会以及时间更长的入境签证，从而使那些不解人意的研究者面临着被驱逐的风险和职业上的难题。不用说，当然没有什么局外人会被允许查阅任何与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或者后斯大林时代的监狱系统有关的资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于是，那些过份专心于探究真相的人也就失去了继续待在这个国家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