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直到八十年代，仍有学者继续介绍东德医疗保健制度的优点或是波兰的和平倡议；因关押在东欧国家集中营里的持不同政见者而引起的抗议和麻烦不断增加，仍然有活动家为此感到局促不安。这大概是因为左派哲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是苏联哲学的鼻祖。有些术语也是通用的：群众、斗争、无产阶级、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等。对苏联的谴责太彻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也曾经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东西。
一心想为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辩护的不仅是极左派人士，也不仅是西方的共产党人——他们决不会为希特勒的罪行进行辩护。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公平、人一律平等——对于大多数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纳粹的种族主义主张及其所取得的以强凌弱的成功大得多。虽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起来意味着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对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后代来说，谴责一个至少听起来类似于他们自己的制度的制度相对来说困难。也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古拉格亲历者的叙述从一开始就总是受到这同一类人的拒绝和贬损，而这些人决不会想到质疑普里莫·莱维和伊利·威塞尔所写的纳粹大屠杀证词。俄国革命发生以后，有关苏联集中营的官方信息对于任何想要得到的人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苏俄方面对早期劳改营之一白海运河劳改营的著名报道曾经用英文发表过。单用不知就里无法解释西方知识界选择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的右派的确努力谴责了苏联的罪行，不过有时使用的却是损害自身事业的方法。给反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造成最大损害的人想必是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新近公布的表明他的某些指控正确无误的文献资料并没有改变他因过于热衷追查共产党员而对美国公众生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最终，他对共产党同情者的公开“审讯”使反共事业因沙文主义和不容异端而蒙上阴影。结果，他的行为不利于达到客观探索历史的目的，反而有利于他所反对的人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