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老一代学者都有超长时间持续阅读的毅力。“超长时间”可不是以小时为单位的，老一代学者的单位是“年”，甚至“十年”。季羡林先生阅读和翻译《罗摩衍那》就耗费了将近十年时间，他研究并撰写《糖史》，仅花在阅读史料和相关书籍上的时间，也起码有十年。那个时候，季羡林先生已经年近八旬，却连续几年，风雪无阻，每天步行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将一部《四库全书》读完。而王元化先生花在黑格尔和《文心雕龙》上的时间，也以二三十年计。这是今天的我们敢于想象和尝试的吗？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问题”和“读书”的关系。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先有问题再读书”，或者“靠读书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首要问题是我们的问题从何而来。是的，我们有不少问题来自于社会和生活经验，但是，我们据以判断它们是否成为问题的依据，却主要是来自于通过读书所获得的预设知识。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他们的问题意识和他们的读书生活基本上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一种链条式的关系，很难以先后来区分。他们可以长时间地保持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在读书过程中予以清晰化，反复综合考量，直至最后解决。季羡林先生对佛教语言，特别是佛教混合梵语语法形式的关注，对佛与佛陀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都动态地保持了几十年。王元化先生对反传统和激进主义问题的关注，同样保持了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带着问题读书”、“读书带着问题”并不是文字游戏，其中包含着如何读书的真谛。
◎读书是生活的主要基调
我们虽然不能说读书就是老一代学者生活的全部，但是，却可以说读书是他们生活的主要部分和主要基调。季羡林先生和王元化先生的主要时间都是花在读书上的。
季羡林先生几乎每天四点多就起床，几十年如一日，等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时，他已经读了几个小时的书了。王元化先生的作息习惯和季羡林先生不同，但是，他们保持大量阅读时间的习惯则是完全一样的。
读书在根本上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支柱。读书帮助他们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使他们坚守住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季羡林先生翻译《罗摩衍那》是中国翻译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项了不起的工作是在季羡林身处“在打倒和未被打倒之间”、“民族前途堪忧，个人前途茫然”的艰难岁月里完成的。至于王元化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都随身带着《海上述林》。在20世纪50年代，王元化先生遭遇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一度丧失人身自由，他靠着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和黑格尔的哲学著作，才使自己支撑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