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守信不仅是做人的规则，也是执政者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论语》中，子贡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备足粮食，充实军备，政府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之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之中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说：“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谁也免不了一死，没有粮食不过是饿死罢了，但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要垮掉。”这一点法家也是高度重视的，商鞅辕门立木的目的就是要在百姓心目中建立一个说话算数的形象，韩非子也讲“小信诚则大信立”。
“诚实守信”的行为准则实际就是博弈论讲的重复博弈的声誉机制。不同之处在于，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把它作为行为准则，现代博弈论则严格证明，它是个人的长远利益所在。一个人只有言而有信，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只有人们重视信誉，才能走出“囚徒困境”，实现合作共赢的结果。
（5） 奖善惩恶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虽然认为只有互助相爱、诚实守信，人类才能从相互仇恨的罪恶中解脱出来，世界才有救，但他们也明白，让人们做到互助相爱和诚实守信是不容易的。他们提出的教义（或理论）是“规范性的”（normative），即人们应该那样做，而不是“实证性的”（positive），即人们实际上一定会那样做。他们不可能不明白，人是有自己的利益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们常常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正因为如此，天下才变得无道。所谓善恶之争不过是语义上的误解（misunderstanding），人性无所谓善恶。孟子讲“人性善”是说人性可以“向善”，如果环境对的话；是告诫那些作恶的人“你不是人”。如果人本性是善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恶呢？怎么还需要他来教导呢？荀子讲“人性恶”是说可以“化性起伪”，走向善。如果人本性是恶的，你改造又有什么用呢？本性怎么能改造呢？因此，无论孟子还是荀子，“善”不过是给社会成员定的一个行为标准。正因为人性无所谓善恶，轴心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才相信人“心”是可以改造的，才提出了他们各自的主张。但改造人心不是仅靠说教就能完成的，所以他们都提出了改变人的心和行的激励机制。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提出的激励机制基本是相同的，就是“奖善惩恶”。儒家讲“赏贤使能”，讲“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荀子），区别“君子”与“小人”，就是希望通过功名利禄的诱惑使人们做君子不做小人。事实上，儒家之所以强调等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等级作为“奖善惩恶”的激励机制（详细讨论见下一节）。墨子讲“兼爱”，但他设计的激励机制几乎与今天人们主张的激励机制没有什么区别，被易中天先生概括为“自食其力，按劳分配，各尽所能，机会均等”。墨子主张“得善人而赏之，得暴人而罚之”，“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坚决反对不劳而获（“无故富贵”）。在中国古典思想家中，老子等道家学派的人物似乎是反对“奖善惩恶”的,所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第三章）。但他其实是反对统治者的任意奖惩和过度奖惩，反对奖惩手段控制在统治者手里，而不是反对无为而治下的自然奖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