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之前欧洲流行的决斗（duel）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决斗起因于贵族为自己的“尊严”而战，受到侮辱的一方如果不提出决斗会被人耻笑，对方如果拒绝迎战也被认为是可耻的，这样决斗就成为双方都不得不遵守的规范，尽管双方当事人可能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而起因可能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对一个妇女的评价）。由于名人更在乎“尊严”，更想表现出贵族精神，所以决斗在名人之间更盛行。英国曾有四位首相参加过决斗；美国著名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与时任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中受重伤，翌日身亡；第七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也以决斗闻名；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与他妻子的情人的决斗中受了致命伤；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也曾为一点小事与人决斗。最早站出来指责决斗这种习俗的制度企业家是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其他一些政治领袖。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指责这一风气是“无用的暴力行为”，乔治·华盛顿则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鼓励军官拒绝决斗。美国在18世纪之后就不再盛行决斗。有些州明文废除了决斗；有些州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决斗，但在决斗中击伤对方者可能面临人身伤害或者过失杀人的指控。19世纪中叶时英国社会一般就不再赞成决斗，此后决斗就很少发生了。19世纪末，合法的决斗在世界上基本绝迹了。国际社会目前基本已经对决斗的性质达成了共识，认为它是一种野蛮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少国家已经明文禁止决斗。
第二类制度企业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变和政治制度的转变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89年苏东的剧变就是一个例子。比如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罗马尼亚人对时任总统齐奥塞斯库长期专制统治的不满已积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但由于“尊重”他已成为基本的“社会规范”，绝大部分人是敢怒不敢言，直到1989年12月的集会上人们还在言不由衷地高呼“万岁”，但突然有人喊“打倒齐奥塞斯库！”，顿时“万岁”被“打倒”替代，整个规范彻底转变了，原来正确的变成错误的，原来错误的变成正确的。那些最早喊出“打倒”二字的人就是第二类制度企业家，他们满足了人们已经表现出来但还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事实上，大部分专制制度下的不同政见者都是这种类型的制度企业家，他们说出大部分人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最后改变了社会的游戏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