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王学泰曾总结游民的四大特征：一是反社会性，只有社会乱起来他们才能获益；二是主动进击精神，一无所有，没有负担，敢打敢拼；三是帮派性，只讲利益不讲原则；四是反文明，为了起事什么都干，不顾传统的伦理道德，如杀妻才能上梁山之类。一旦革命侥幸成功，与事的会党们大多抱有浓厚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意识，一旦受挫，则会产生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上当受骗之感。
诚然，自视为“功臣”的江湖会党在革命过程中充当了急先锋，但善于破坏“旧世界”的未必善于建设“新世界”。清廷被推翻后，这些朋友往往“不知民主共和为何事”，却“误以为会党出头之时，气焰甚张，一日千丈”。这种素质与做派，让乡民叫苦不迭，地方秩序日坏一日。
革命党人与会党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对象和重合的利益诉求，清廷被推翻前，大家都是反体制的健儿；但民国成立后，有知识、有文化、有抱负的革命党人迅速转型并扮演了新的社会角色，他们由原来的“反体制”变成了“民主共和的开创者”，成了新社会的维护者和建设者，但会党就不一样了，他们本身的觉悟与素质低，往往找不到革命党人的这种感觉，由此习性如初，依然原地踏步，冲突在所难免。
曾经的革命同路人，民国后获得的却是迥然不同的待遇。革命党人风光无限，地位急剧上升，而会党们依旧形象污秽，社会地位不升反降。最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作为昔日盟友的革命党人似乎也有意回避、冷落他们，生怕他们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和地位，避之唯恐不及。而有些地方，惹事的会党干脆就被赤裸裸的镇压，当他们向革命党人求援时，得到的回应却是置身事外的冷漠。
事实上，会党问题不仅令革命党人觉得为难，其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更是令各地政府头痛不已。各方打压下，会党们从革命中得到的一些好处被剥夺，社会地位被日益边缘化。由此，会党们的心态日渐失衡并为之愤愤不平，但他们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将怨恨发泄到了革命党人的身上。如后来策划刺杀宋教仁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在受审时即说：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这也反映出这一刺案背后的心理怨恨。
说会党分子在民国后自甘堕落、毫不争取也不尽然。民初年间，各派政治势力为争夺权力而掀起了一股组党的浪潮，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些阿猫阿狗也登坛做法，自称“党魁”。民初《时报》上有篇题为《中华民国绿林党》的讽刺文章，作者戏称要集合“五大族暴客”，成立“中华民国绿林党”，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当然，这个“绿林党”没有设立，不过会党参与组党却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