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修复后，黎元洪得知江浙方面试图“另立中央”，他立即致电上海，称“大局初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武昌乃首义之地，中央政府设此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电文末尾，黎元洪还以湘、鄂、赣、粤、桂五省代表已开议为由，催促在沪各省代表立刻赶赴武昌，共商国是。
武昌是革命首义之地，在黎元洪的强硬态度下，“各省代表会”自知理亏，他们随后放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计划，并于11月20日作出决议，“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即以武昌都督府执行中央政务，统筹全局，划一军令。其中央军政府组织，请贵都督府制定。”不过，江浙派人士在承认武昌领袖地位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新方案，企图将“各省代表会”转为“临时国会”，以操纵立法权，确保自己对未来权力的分享。
对此提议，武汉方面当然不能同意，理由是各方既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那么代表会也应在政府所在地，不然，两者相隔千里，办事迟滞不便且不说，非常时期也恐失机宜。为阻止江浙方面造成“临时国会”的既定事实，黎元洪又派出资深革命党人居正及陶凤集作为武昌方面迎接“各省代表”的专使前往上海，以尽快完成“革命政府”的统一。派出专使之后，黎元洪还觉力度不够，随后又请谭人凤等十四位知名的革命党人发出联合专电，督促沪上革命党“诸君速来鄂组织一切”。
11月23日，居、陶二人抵达上海，向“各省代表会”报告来意后，即力争各省代表移往武昌开会。在居、陶二人的坚持下，江浙方面再次退让，他们同意各省代表赶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事宜，但在此前提下，他们又作了一个小小的保留，那就是以交通便利、信息通畅为由，要求各省代表中各留一人在上海，以联络声气，为鄂后援。由此，“各省代表会”在保留原名义的前提下一分为二，多数代表前往武昌继续开议，少数代表（十五人）则留在上海组成非常时期的“通信机关”（类似于上海办事处）。
之后的一周内，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山东、安徽、直隶、河南、广西、四川十一省及沪军都督府代表共二十三人先后到达武汉。不走运的是，各省代表虽来到湖北，但此刻的首义之地，非但汉阳失守，就连革命始发站武昌也完全笼罩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随时有被攻克的可能。
原来，袁世凯回到北京重组内阁后，因忙于稳定北方局势，武昌议和之事也就暂告一段落。等到北方局势初定、袁世凯再次提出议和时，南方各省早已是独立成林，革命阵营、士气正旺，此刻要想谈和，手里要是没有够分量的筹码，革命党并不买账。审时度势之下，袁世凯重施故技，仍旧采取“以胜求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