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主题至当代已经失落。许多人以为后现代理论对行走有许多说法，因为流动性和身体是后现代理论的两大主题--当身体流动，它便在走路。许多当代理论都出自女性主义对先前理论普遍集中在男性的特殊体验上，还有部分集中在白种人和优势民族上的抗议。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强调身体经验的特殊性塑造人的知识内容。古老的客观性概念已寿终正寝；一切事物皆来自“位置”，而每个位置都是政治性的。如很久以前乔治·奥威尔所说，“艺术不该是政治性的”的观念本身即一种政治观念。但在借强调“族裔、性别的身体”角色以拆除虚假的客观性之时，后现代思想家显然据自身的特殊经验--或非经验--而将肉身、人的意义普遍化了，身体在后现代理论中显然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中过着消极的生活。
在后现代理论中被再三陈述的身体在封闭环境下生活、遇见别的物种、经验恐惧或感受欢欣、或拉紧肌肉到极致。总之，身体不从事体力劳动，也不在户外过日子。后现代理论家经常使用的“身体”一词似乎说的是一个消极物体，那身体常躺在诊疗榻上或床上。身体在后现代理论中是医疗和性现象，是知觉、过程、欲望所在的地点，而非行动和创造力的根源。此类身体自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被放在封闭环境内，除了情欲外什么也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性和情欲是迷人、深刻的东西，只是说性和情欲在后现代理论中之所以受到强调，是因为身体的其他面受到了压抑。对于后现代理论中的消极身体而言，性和生物功能是唯一生命体征，不过事实上这并不泛指普遍的人体，而是白领都市人的身体，或说是理论化的身体，因为连小体力劳动都不曾出现：此类后现代理论中的身体即使拖着克尔凯郭尔的全部作品行进也不会感到疼痛。“如果身体是我们在时空中位置、人的感知和知识有限的隐喻，那么后现代理论中的身体根本不是身体。”一位与后现代理论中的身体龃龉不和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苏珊·鲍得如是写道。
后现代理论中的旅行是关于流动，但后现代理论家未能使我们了解旅行者如何流动，我们读到的后现代身体似乎由飞机和汽车运送，或只是流动而看不出是凭什么媒介。身体不过是运送中的包裹、落在棋盘中的一着棋；它不是运动而是被运送。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是当代理论的抽象化引起的问题。许多地点和流动术语--如游牧、偏轴、边缘化、流放等等--均不与特殊地点、人相关；它们代表无根、流动的概念，而这样的无根、流动，可能是理论浮游无根、主题凌空虚蹈的结果。后现代理论的言语似乎自由移动，不受特定描写的责任所束缚。
身体只有在有独立思想的作品中才变得主动。在伊莱恩·斯卡里的书《疼痛的身体：世界的毁坏与塑造》中，她首先分析了疼痛如何破坏意识世界中的种种主体，然后解释创造的作用--创造故事和物体，乃至创造世界。她将工具和被制造的物体描述为身体进入世界后感知世界的产物。斯卡里记录工具如何变得愈来愈与身体疏离，直到延伸手臂的掘枝变成取代身体的锄。尽管她从未直接讨论步行，但她的作品暗示了对步行的哲学观照。步行将身体回复到它最初的限制，使其变得柔软、敏感和脆弱，而步行本身像工具那样将自己伸展到世界中。路是步行的延伸，为步行而辟出的地方是步行的纪念碑，而步行是塑造世界、置身于世界中的一种方式。因此，步行的身体能在步行塑造的地方被探出；道路、公园、人行道是在想象力、欲望中行动的痕迹；拐杖、鞋、地图、饭盒、水壶、背包是该欲望的物质结果。走路与制造、工作分享“身心投入世界”和“经由身体了解世界、经由世界了解身体”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