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说，由于日本人传统思维不善概括，因此只有和歌论、连歌论、俳谐论、能乐论等各体文学分论，而将各体文学加以综合论述的著述，则付之阙如。因此，在日本没有像刘勰那样的“弥纶群言”、体大虑周的文论著作，只有针对具体文体的分论。因此，作为高度概括的“文论”之类的范畴，就失去了频繁使用的机会与可能。尽管“文论”这个词，在日本很早有人使用了，例如以上提到的太宰春台所写的那篇文章，标题就是“文论”。虽然该文用汉语写成，但也表明日本古代文人作家对“文论”这个词应该不太陌生。但可惜的是“文论”这个汉语词在日语中没有固着下来，也不见于现代日本语言学家们编纂的各种日语辞典。明治时代以降，从西方语言中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文学评论”等概念，也使得“文论”这个概念，在日本失去了存在的空间。现代日本学者一直习惯性地使用“文学理论”、“文学评论”这样的西化概念，来指称日本传统文学。例如，著名学者麻生矶次的名著《日本文学评论史》四卷，就用“文学评论”这一概念，来统括日本传统文论。
可见，在日本的固有概念中，没有一个现成的概念可以统括日本古代各体文学理论与文学评论的文献。而不得不使用“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这样的近代概念，来指称、统括日本传统的各体文论，于是就造成了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背离。譬如，如果使用“日本古代文学理论”，但许多相关文献不是体系化的“理论”，而是鉴赏与解说性质的“文学批评”；若使用“日本古代文学评论”这一表述，则又无法囊括《风姿花传》那样的并非评论性的文献；若使用“诗学”这一概念，表述为“日本古代诗学”，则更容易引发歧义。因为日本古语中的“诗学”是指研究汉诗的学问，而现代日语中的“诗学”一词，又是指西洋的文学理论，是对拉丁语的“arspoetica”和英语的“poetics”的翻译。总之，不管是用欧洲现代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来指代日本传统“文论”，还是用欧洲传统的“诗学”概念来指称日本的传统“文论”，都容易抹杀处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传统文学的特点。而对于这一点，据笔者的孤陋寡闻，日本学者一直无人提出质疑与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