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强调文学的“原道”,就是要作家形成一种终极关怀、天地观念、宇宙意识,养成一种博大的胸襟与广阔的视野,是为了使创作者立于天地之间,站在历史长河的尽头,“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彩元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成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在空间与时间上追求无限,以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精神空间,因而中国之道具有宏观性与弥漫性。而日本之“道”表现出微观性、封闭性,他们试图将文学艺术之“道”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内,在时间上,强调家传之“道”,在空间上,强调文学“沙龙”,即所谓“座”中的临场之道。中国对“道”的把握是“悟”,而“学”只是辅助手段;日本对“道”的把握是“学”,不可把握的“悟”常常被认为是虚幻无稽。正因为中国古典文论之“道”可“悟”,所以中国古典文论强调文学创作中的神思、想象。陆机在《文赋》中对这种想象与神思做了富有诗意的描述:“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刘勰《文心雕龙》云:“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等等。与中国相反,日本的“艺道”看重的是技艺的传承及传承中的精神性,与艺术想象毫无关系,因此日本文论几乎所有的著述篇目,都对艺术想象问题不做任何论述。《古今和歌集?假名序》中有云:“当今之世,喜好华美,人心尚虚,不求由花得果,但求虚饰之歌、梦幻之言。和歌之道,遂堕落于浮华之家。”研究者都认为,所谓的“喜好华美,人心尚虚”是针对喜欢汉诗而言,这一段话正是对当时汉诗流行、和歌遭挤压所表示的不满。在作者看来,汉诗与和歌比较,属于“虚饰”、“梦幻”之言。而“虚幻”、“梦幻”恰恰是艺术想象与夸张的特点。直到现在,日本人在谈论中国国民性的时候,仍有人认为日本文学是真实地描写,有节度地表现感情,而中国国民性与中国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白发一日三千长”的无限夸张。中国人好大,日本人喜小;日本文学中的想象始终不脱离“道”的元初意义上的规定性,即“道路”之“道”(みち),追求的是可见性、技艺性、可操作性、可理解性。而中国文学的想象则往往追求老子所说的“非常道”、不可名之“道”,追求的是发散性、超越性、无限性,即主体高度自由的境界。
《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道通为一—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中的“道”、“艺道”与中国之“道”(10)
日本之文与日本之美
王向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