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封建”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歧义与演变，做了前所未有的梳理与呈现。方维规先生用德文写作的《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概念的产生与变迁》（2003，亚琛），用中文写的《西方“政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2007，香港）等论文，也是成功的“历史语义学”的研究。此外，还有学者对“人民”、“政党”、“国会”、“哲学”、“心理”、“科学”、“艺术”等在中、日、西之间辗转迁移的关键词做了“比较语义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不懂中文、日文的西方学者做起来很困难，中国学者则显得得心应手。相比而言，不无遗憾的是，目前在我国的比较文学领域，还没有出现成功运用“比较语义学”方法的代表性成果。不过，以上提到的相关学科已有的成果，却很值得比较文学界加以充分注意，并应该从中汲取方法论上的启示。
我认为，在比较文学研究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比较语义学”的方法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
第一种，某一名词、概念或范畴，以同形（写法相同）、通义（意思大致相同）、近音（读法相近）的形态，在不同国度的辗转流变。例如，在宗教哲学领域，汉译佛教词语、儒家哲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于中、印、日、韩、越等国。在文学领域，中国的“诗”与“歌”字的概念之于传到朝鲜、日本各国。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传到日本，近代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欧洲的“自然主义”，然后“自然主义”这一译语再由日本传到中国，等等之类。这种情况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有大量的研究资源。以相同文字（例如汉字）书写的某一个概念，在不同国度与不同语言中的移动或转移，我们可以称为“移语”，这方面的研究也可以叫做“移语研究”。第二种，就是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所形成的词语概念，叫做“翻译语”，可简称“译语”。例如，“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有作为本土概念的“文学”概念，有从日本引进的作为西语之译语的“文学”概念。再如，中国古代文论有“味”的概念，印度梵语诗学中也有“味”的概念，而梵语的“味”则是中文的译语。对译语的“比较语义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中的译词研究有一定关联，但作为“比较语义学”的研究，所研究的词语，必须是在文学交流史上形成的具有概念与范畴意义的词语，而非一般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