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从一开始我的学生们总是哄堂大笑，我是“日本人”时学生不仅笑我走路，还笑我的手杖和唇髭，给我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名字，具体的我就不说了。即使到了中国做派，笑声仍然不断，每次教室都要几分钟才能安静下来。学生笑够了，我开始上课。笑是暂时的，笑也会疲劳。我教高一数学，教高二时丢掉了教科书，每次上课什么也不带，只一柄手杖，一根儿粉笔，板书清晰有致，如同科学本身，直到铃声响起。下课--没有一句废话。上课只一根儿粉笔，只有二十年教龄的特级教师才能做到，而我只用了一年。当然我得承认，二十五年教龄的化学老师也很早就一根儿粉笔，具体什么时间我不知道，可能比我早。不过我仍是杰出的。我按顺序教了高一、高二、高三，最后停在了高三上。我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魔鬼，高中三年的魔鬼训练使我早已深得应试的精髓，就如同杰出的运动员往往也会成为同样杰出的教练。加之我又掌握了一套慑人心法--主要是三十年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做派，因此受到部分学生狂热的欢迎。一些学生下课围着我不愿我走，一如当年德国人的狂热。高考之后，新升入高三的学生家长组成了请愿团，向校长要求请我留任高三数学，虽然没佩戴袖标，没有纳粹礼，但举出了小旗儿，喊出了口号。我留任了，开了许多年学校教学的先例。我的非人教学法--主要是题海战术和目空一切，使我第一年教毕业班就成绩斐然。我的理论是：如果我们不在平时压垮自己，怎么可能在库尔斯克殊死的高考战场上取得铁血的决定性胜利？我培训（绝不是培养）的人是能挺过来的那些人--结果很多人都挺过来了，让我十分惊异。我在中学待了五年。最后两年，我的学生连续两届成为全市高考数学状元（当然，毫无疑问，两位状元都对我毫无感激，其中一个后来跳了楼，一个成为著名的食堂纵火犯）。如果说一届如此成功是偶然的，那么连续两届显然不是偶然的，有人把我的成功归结为我的手杖，说我的手杖是“数学魔杖”--那时人们对我已非常尊敬，只要提到我就肃然起敬。人们不再指出我的踮脚儿，而是以“手杖”所指--人们甚至学会了隐喻。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报纸采访我，还有电视台。我手执权杖、满怀鲜花，尖声尖气地回答记者。我是个瘸子，没别的原因，我就是这样回答记者的。我的荣誉达到了顶峰，但也不过如此。也就是那一年，我丢掉了数学魔杖，退出了教师行业，在中学数学讲坛上彻底消失了。
三
我在家闲置，玩俄罗斯方块，用直钩在大鱼缸里钓小金鱼儿，做化学试验，烧制各种颜色的水，研究高斯和阿基米德、弯曲空间和圆的度量、托勒密的公设与循环理论误区、祖率、肯特以及欧几里德和帕提米亚；谢绝一切学校或家长邀请。外出旅行，乘火车、飞机、轮船、长途大巴，进入人山人海或人迹罕至的旅游点。骑马、驴、骆驼、骡子，买各种纪念品和小玩艺儿，吃棉花糖。还打电子靶，很快掌握了要领，回回都是靶心。做了手脚的电子枪我可以调好，照样命中靶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