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亿种活法》残酷时代的隐逸力量(1)

残酷时代的隐逸力量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在今天,情况也许还要更糟一点儿,人生不只充满着喧哗与躁动,还有绝望与暴戾。人们在咆哮中宣泄,在孤独中自焚,以肉身塞住车轮,用石头将罪人砸得血淋淋,而扔石头的人,谁又能说自己是无罪的?

在残酷时代,我们要么变得冲动、易怒,好走极端,要么变得冷漠、犬儒,麻木不仁。真没有第三条道路吗?不,我们需要找到这么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直立行走,彼此分享分担,而且面带微笑,以此抵抗爬上额头的痛苦。

在今日中国,悲观是一种缺德。失望亦然。失望只能制造更多的失望,就如暴力只能制造更多的暴力。回头看看历史上处于黑暗时期的人是怎么做的,或会有些帮助。

中国历史上,凡黑暗时期,则隐逸大行其道,不论是战国隐士、魏晋文士、中晚唐逸士,还是南宋、明末两代遗民。隐逸哲学可上溯到中国思想的发生期。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已经暗藏隐逸哲学。庄子更进一步,孔子甚至老子都有帝王师倾向,只有庄子舍弃得彻底。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可说是中国隐逸传统的最纯粹之音。由此出发,则有两大类隐逸:消极的隐逸,如竹林七贤中穷途痛哭的阮籍;积极的隐逸,又分两种,一种是反抗的隐逸,如与阮籍齐名的临刑犹奏《广陵散》的嵇康,一种是争上游的隐逸,如南朝梁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唐代的终南捷径卢藏用。对上述两大类隐逸,中国人有句老话概括:“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一语道破隐逸的本质:独善其身隐于野只是小隐,万人如海一身藏隐于市只是中隐,大的隐士,不一定在庙堂,但始终有对庙堂的期许或反抗。

不过,大隐隐于朝的主线,在中国没有那么清晰,反而是在西方跳脱而出。

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数年。我曾去过他的故居,见到那三把椅子,有种不可言说的感动。我记得他在《瓦尔登湖》中的话:“我屋里有三把椅子,一把为独处,两把为友情,三把为交往。”隐逸的力量,在梭罗这里却是交往的力量。这看上去矛盾,其实不然,只有孤独的人,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在此之上,才有超越世俗功利、觥筹交错的自由交往。更重要的是,梭罗在交往中发明或传承了一种叫“公民不服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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