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时代的隐逸力量
莎士比亚说，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在今天，情况也许还要更糟一点儿，人生不只充满着喧哗与躁动，还有绝望与暴戾。人们在咆哮中宣泄，在孤独中自焚，以肉身塞住车轮，用石头将罪人砸得血淋淋，而扔石头的人，谁又能说自己是无罪的？
在残酷时代，我们要么变得冲动、易怒，好走极端，要么变得冷漠、犬儒，麻木不仁。真没有第三条道路吗？不，我们需要找到这么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直立行走，彼此分享分担，而且面带微笑，以此抵抗爬上额头的痛苦。
在今日中国，悲观是一种缺德。失望亦然。失望只能制造更多的失望，就如暴力只能制造更多的暴力。回头看看历史上处于黑暗时期的人是怎么做的，或会有些帮助。
中国历史上，凡黑暗时期，则隐逸大行其道，不论是战国隐士、魏晋文士、中晚唐逸士，还是南宋、明末两代遗民。隐逸哲学可上溯到中国思想的发生期。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已经暗藏隐逸哲学。庄子更进一步，孔子甚至老子都有帝王师倾向，只有庄子舍弃得彻底。庄子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可说是中国隐逸传统的最纯粹之音。由此出发，则有两大类隐逸：消极的隐逸，如竹林七贤中穷途痛哭的阮籍；积极的隐逸，又分两种，一种是反抗的隐逸，如与阮籍齐名的临刑犹奏《广陵散》的嵇康，一种是争上游的隐逸，如南朝梁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唐代的终南捷径卢藏用。对上述两大类隐逸，中国人有句老话概括：“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一语道破隐逸的本质：独善其身隐于野只是小隐，万人如海一身藏隐于市只是中隐，大的隐士，不一定在庙堂，但始终有对庙堂的期许或反抗。
不过，大隐隐于朝的主线，在中国没有那么清晰，反而是在西方跳脱而出。
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隐居数年。我曾去过他的故居，见到那三把椅子，有种不可言说的感动。我记得他在《瓦尔登湖》中的话：“我屋里有三把椅子，一把为独处，两把为友情，三把为交往。”隐逸的力量，在梭罗这里却是交往的力量。这看上去矛盾，其实不然，只有孤独的人，才能找到内心的安宁，在此之上，才有超越世俗功利、觥筹交错的自由交往。更重要的是，梭罗在交往中发明或传承了一种叫“公民不服从”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