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远征合理合法，1873年，当时的外相副岛种臣前往北京，于6月9日会见了英国驻北京大使。当时英国大使问：如果清朝政府称“台湾为我国属地，我国赋予其政权”那该怎么办，副岛回答说：“此权非清国有之，凿然有据焉。清国未尝遣官吏之于生蕃之地，生蕃地名未见于清之舆图（全国地图）；且数年前，美人未曾告于清政府而入彼地与蕃人战（指勒·让德尔），生蕃自与美人结约。清国若谓彼为属下，任彼自行和战、结约而政府不知者可乎？是故吾人谓清政府之权未及生蕃之地也。”（见《日本外交文书》第6卷）
此外，6月21日，副岛与驻华大使柳原一道，访问了清朝外交部总理衙门，就台湾人杀害琉球人一事进行了会谈。当时日本方面全都由柳原大使发言，他巧妙地引导对方，套其说出台湾“生蕃”被“置之于化外，甚不为理也”。于是柳原就含糊其词地断言“贵大臣既谓生蕃之地为政教不及之所，且久有其据，既为孤立化外之蕃夷，则惟归我独立国处置耳”，说完就告辞了。台湾的部分居民为清朝的“教化所不及”这一儒教的思想概念和“政权所不及”这一近代国际法概念是截然不同的，柳原对此了然于胸，但他却硬把两者相提并论，把清朝所说的“蛮地”在教化以外附会成近代国际法中所谓的没有实际支配的“无主地”，并充作侵略的依据。第二年，日本对台湾实施侵略后，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朝的严重抗议，而日本则以清朝说过“蛮地在教化以外”的歪理来辩白。
钓鱼群岛无主地论就是这样，用把汉语的概念和表达方式歪曲为近代的逻辑论法，来解释陈侃、郭汝霖的使录和《中山传信录》中有关久米岛和赤尾屿的记述。
1874年侵略台湾时，虽然日本的实力尚且无法与清朝的实力及英国的意志相抗衡，无法坚持“蛮地”等于无主地论，但随后天皇政府的军国主义侵略野心却越发膨胀起来。在英国的唆使与支持下，天皇政府把侵略的首选目标集中在了朝鲜，它早在天皇政权成立之初就对其有了觊觎之心。但由于朝鲜国王像琉球国王一样，从很久以前就向清朝朝贡、称臣。如果日本在把琉球王国划为琉球“藩”后，仍允许“藩”王向清朝朝贡、称臣，那将成为日本把朝鲜国完全割离清朝势力范围并变为本国属地的大政策的绊脚石。
因此，1875年7月，天皇政府严令琉球“藩”王完全断绝与清朝的朝贡、册封关系，并强迫“藩”王进京及改革“藩”政。同时，为镇压琉球王等的反抗，在那霸郊外强行征用琉球人的土地，设立了熊本镇台（即现在的师）分营。琉球王及其贵族对此奋力反抗，暗中向清政府请求援助。清政府虽屡次抗议日本政府禁止清的“属邦”（琉球）朝贡，但并没有对琉球王进行实际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