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文所述，达尔富尔的人口一部分是定居的农民（“非洲人”），一部分是游牧民（“阿拉伯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已有大约70年的历史。土壤的不断流失以及牲畜存栏数的增加使得这矛盾有增无减。 30年前的和平时期所提倡的现代化观念和对这些矛盾的法制化处理破坏了传统的矛盾化解和调停方式，却没有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新规则。于是，这30年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当地，哪怕只是发生了一丁点冲突，人们都会马上拿起武器。
在发生旱灾的1984年，定居的农民为了保住有限的收成，禁止“阿拉伯”牧群进入他们的领地，而“阿拉伯”牧民的牧场由于旱灾已经不存在了。由于受到封锁，牧民不能再走传统的游牧路线，牲畜无法到达有水草的牧场。为了继续向湿润的南方挺进，他们开始强行通过被封锁的地区袭击那些按照传统习惯焚草肥田的农民，因为他们焚烧的野草正是绝望的牧民所养的濒临死亡的牲畜的最后一点口粮。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由气候导致的变化成为矛盾冲突的导火索。欠缺的雨水—在达尔富尔的某些地区，降雨量在十年之中下降了三分之一—使得北部地区不再适合放牧，迫使牧民迁往南部地区，他们从前只是半游牧半定居，而现在变成了完全的游牧民族了。此外，旱灾还导致了大量的难民，人们不得不建造难民营来收容他们。8万饥民流离失所，来到难民营。而达尔富尔政府采取了一项应对措施：宣布这些难民来自乍得，将他们大批驱逐出境，这项举措被称为“衣锦还乡”。
与此同时，急剧上升的人口（每年增加2.6%）导致牧场和土地被过度使用，也成为矛盾不断升级的动因。有关土地和水源的问题，传统上向来由调解会议解决，调解会议由政府支持的第三方来主持。但在1989年的军事政变之后，在巴希尔将军的统治下，达尔富尔开始实行另一种政治。自此以后，在政府支持下，越来越多的牧民武装介入到冲突之中，传统的解决矛盾的方法遭到摈弃，冲突升级，暴力变得越来越严重。
今日的达尔富尔对立双方，一方是政府军和牧民武装部队，另一方是20个反抗组织，错综复杂的局面令当事者和观察者都无法看清全局。最重要的反抗组织“达尔富尔解放阵线”成立于2003年2月，它首先主张的是达尔富尔的独立，继而很快便决定代表整个苏丹的解放意志，将自己改名为“苏丹解放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组织是“公义平等运动”，同样以削弱喀土穆的政府力量为目的。
“苏丹解放运动”的游击队员袭击了Al-Fashi机场，导致了本章开头所描述的苏丹政府的强烈反应，达尔富尔战争就这样拉开序幕。阿拉伯族裔的游牧民趁苏丹政府军对达尔富尔的村庄进行扫荡的机会，霸占土地和牲畜。在愈发激烈的冲突过程中，喀土穆政府解除了极力主张协商和解的北达尔富尔州长和西达尔富尔州长的职务。政府军不加选择地轰炸村庄，动用牧民武装部队镇压当地的反抗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这支民兵组织进行了种族屠杀，除了期间零星的几次斡旋和停火协调外，战火未曾停息过。暴力演变为持久的形式，政府和反抗力量都无法获胜，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对双方曾真正希望缔结和平。在这期间，对平民施暴的不再仅仅是牧民武装部队，还有政府的正规军和反抗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