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家才颁布ASL（美国手语）成为他们的合法性语言。在这之前很久，在父亲的那所学校，失聪儿童之间就已经认同手语。每天晚上，在启聪学校的宿舍里，年长的听障儿童给年幼的传授手语这门视觉语言。
有了手语，父亲那个精神沉寂的世界边界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他新学会的手语一个接着一个，积少成多，他打开了心里那个被尘封的空间，直到里头充满了理解的欢乐。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被送到启聪学校，那时候我还不会真正的手语，”父亲打着手势告诉我，他的手在活动着，在回忆着，“我只有自己编制的家庭手语。这些就像是墙上的影子，它们没有真正的意义。在启聪学校，我多么渴望手语啊。这些对于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手语是滋养我的食物，是我眼睛的养料，是我精神的食粮。我消化着每一个新的手语，让它最终成为我自己的。”
与人交流沟通，是父亲最强烈的渴望，无论学到多少，他都还是不知足。直到宿舍里的灯火熄灭，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被迫终止。哪怕在黑暗中，父亲告诉我，他也会给自己做手势，让自己睡觉。一旦睡着了，父亲说，梦里出现的还是手语。
在启聪学校，父亲学的是印刷行当，这被认为是听障者的一个理想职业，因为印刷要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巨大声音。当时，传达给失聪孩子的一个无言的信息就是，他们的老师认为他们既不如听力正常的孩子那么聪明，也没有他们那么能干。于是，他们主要学习手工技术，如印刷、修鞋、给房屋油漆等。
“在大萧条时期，”他告诉我，“我很幸运能得到在《纽约每日新闻》当学徒的差事。我知道，那是因为我两耳失聪，因此不会受印刷机的嘈杂声音影响，也不会受划线机的哗啦声干扰，我可不在乎这些。我也不在乎失聪工人的报酬比听力健全的工人报酬低，因为大老板知道，我们不会也不能抱怨，我们是聋子，他可以听。是的，他是对的。毕竟是听力正常的人操控这个世界呀。”
“但是，这些日子对我非常艰难。那个时候，周末我就从我那个小小的薪水信封里拿出钱来给我母亲，这算是我的食宿费，还有一些家庭日常开销，余下的就所剩无几了。我那些听力健全的弟弟妹妹们没有稳定的工作。我母亲和父亲是我们那栋大楼的清洁工，他们手里的现钱也极其有限。看着我母亲艰难地劳作，我的心都碎了。她用热腾腾的肥皂水清洗木地板，双膝着地，两手前行，在走廊里慢慢移动，身后拖着一只大木桶。她的两只手总是红通通，被擦掉皮。至今，我还是没法忘记她那双擦损的手。当我终于拿到工会会员证，并且可以挣到不错的工会工资时，每个月我总算能够给她足够的钱，不必再让她做那种苦活了。你真不知道，当时我有多么自豪，他这个失聪儿子，可以为她做点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