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法伯并未悲伤失态。几百年来，一直空空如也的癌症化疗武器库，现在已被新药填满。这些发现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药物的排列组合、药量和给药时间的变化，两种、三种、四种药物的疗法实验。至少在理论上，如果一种药失败了，还可以换另一种药重新治疗癌症，或者一种药物组合失败了，还可选择另一种组合。法伯一直催眠般地告诉自己，这不是“结束”。这只是全面出击的开始。在医院14楼的病床上，卡拉仍处于被“隔离”的状态。她被关在一个凉爽、无菌的房间里，在那里，即使空气分子都要通过几十层滤网才能进入。她的衣服上满是抗菌肥皂的味道。电视屏幕时明时暗。食物用托盘送进来，上面标着表示勇敢、乐观的菜名——“健身土豆沙拉”或者“基辅鸡肉卷”，但是每样菜尝起来都像烧过了头，没滋没味的。（确实如此，因为食物在送进隔离病房前必须灭菌消毒。）卡拉的丈夫是一名电脑工程师，每天下午过来陪在她的床边。母亲金妮每天机械地坐在椅子里摇晃，就像我在第一天早上见到她时那样。当卡拉的孩子们戴着口罩和手套过来看她的时候，她把脸转向窗外静静地哭了。
对于卡拉来说，这些天身体上的隔离演变成了更沉重、更强烈的寂寞，心理上的孤独比身体上的监禁更加令她痛苦。她说：“在最初的两周，我完全退变成另一个人。进入隔离病房和走出去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反复思考自己熬过这一切幸存的几率有多少。30%，还不到1/3。我常在夜里重复这个数字。晚上我辗转反侧，凝视着天花板思索：30%意味着什么？在30%的时间里能发生什么？我30岁了——大概是90岁的30%。如果在一场游戏里有人给我30%的胜算，我会下注么？”
卡拉到达医院的那天早上，我带着厚厚一叠纸走进她的房间。那是化疗同意书——允许我们立刻开始向她体内注入毒素，杀死癌细胞。
化疗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概持续一个月。快速持续地投药，期望缓解白血病，但同时这些药肯定也会杀死她体内的正常细胞。她的白细胞数量将如自由落体一般直线下降，一路降到零。在命悬一线的那几天，她会处在现代医学促成的生死边缘：一种完全没有免疫系统、对周围环境毫无抵抗力的状态。
如果白血病的确得到了缓解，那么我们将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巩固”并强化这种缓解效果，那将意味着施行更多的化疗，但药量会减少，间隔会拉长。她可以出院回家，每周过来进行化疗。巩固和强化还需要八周，也许更长。
或许还会发生我留到最后才想说的最糟的情况。急性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有一个很恶劣的倾向，那就是它会隐藏在大脑中。无论通过静脉注射给卡拉的化疗有多么强劲，都不能进到她大脑周围的淋巴间隙和脑室中。血脑屏障本质上使大脑成为一个白血病细胞的“保护区”（这个词很不幸意味着你自己的身体可能助长了癌症）。想要把药物直接送入“保护区”，必须把药物通过一系列脊髓穿刺，直接注入卡拉的脊髓液。可能还会用到全脑放射疗法，用高渗透的X射线直接穿过她的颅骨，用来预防白血病细胞在她的脑中增殖。如果治疗有效，两年内，卡拉还要接受多次化疗，来“维持”我们取得的疗效。
诱导、强化、维持、治愈。用铅笔画的箭头把白纸上的四个点连起来。卡拉明白地点了点头。
我把未来两年要用的各种化疗药物念给她听的时候，她像小孩子发现了一段新的绕口令一样，轻声重复着这些名字：“环磷酰胺、阿糖胞苷、强的松、天冬酰胺酶、阿霉素、硫鸟嘌呤、长春新碱、6-巯基嘌呤、氨甲喋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