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1975年7月23日动眼部手术之前，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从1975年5月29日起，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女教师芦荻来给他读古典小说，并且与他一起讨论。芦荻在8月14日记下了毛泽东对古典侠义小说《水浒》的评论，其中包括毛的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直接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斯大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为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所提供的机会。从8月23日到9月5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中的义军领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月15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
然而，毛泽东在1974年秋天以后想实现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得太过火。唐闻生把江青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过目时，他说这个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让江青以后少说话。很多高级干部猜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水浒》”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水浒》”运动的压力。1975年9月20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1931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公开发表脱党声明。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