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3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10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1969年就把“六厂两校”——两校是指清华和北大——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
邓小平这一代政治领袖中没有人上过大学，但是与毛泽东不同，邓小平和他那个时代另一些聪明的共产党人，如周恩来、叶剑英、胡耀邦和赵紫阳，本能地愿意与知识分子相处，深信他们的帮助对现代化事业至关重要。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敏感，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功整顿使他对维持毛的支持有了信心，便在1975年末开始尝试把整顿工作推向清华大学，尽管他知道毛泽东对那里有着特殊的关心。
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迟群原是军人，当过负责保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中央警卫团”）的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在1968年被汪东兴派到清华大学。这个铁杆的造反派后来当上了大学党委书记。他在清华的战友谢静宜从1958到1968年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毛一直用通常称呼晚辈的方式叫她“小谢”。“小谢”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
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下，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毒化校园气氛。刘冰在信中说，迟群既不看文件，也不接见外人，工作不负责任；他经常酗酒，发脾气，辱骂别人，有时还大发雷霆，往桌子上摔杯子，男女关系上也很不检点。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既没有答复刘冰，也没对邓小平说什么。可是迟群知道了这封信，他立刻召开党委会，批判“清华的党委内部支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即刘冰及其支持者。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他说，身为党委书记的迟群在谢静宜的支持下，阻止在校内传达邓小平的讲话和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指示（周荣鑫宣布学生不必再用1/3的时间从事劳动，要减少低学历的工农学生的数量，把重点放在培养科技专家上）。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小谢在1968年是带3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何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在毛看来，“阶级斗争是纲”。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仍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深处动手了。假如毛泽东还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