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文革”期间仍在开课的大学寥寥无几，而它们也不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机构。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就做出指示，大学的学制要缩短，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学成后还要回到生产第一线。1970年6月又宣布，要让工农兵而不是学术人员管理大学。大学都要建校办工厂，让学生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劳动。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
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和其他激进派很难反对开办军事院校，部分是基于这一点，他开始恢复高等教育。在“文革”期间，中国最好的军事科技大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很多人被调往长沙加入长沙工学院，以提高该校水平。甚至在普通院校恢复正常工作之前，少数有学术前途的知识分子就已经被允许进入这所学校和其他一些军事院校，理由是他们的研究与军事有关。
其他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处境却很严峻。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不久，北京大学的行政领导周培源应邀向周恩来汇报中国的科学现状。周培源鼓起勇气说，中国在所有32个科学领域都已经大大落后。此外，随着毛泽东在1974年元旦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学者们恢复正常工作的一线希望也化为泡影。科学的进步仍然有待来日。
周恩来在1974年12月与毛泽东谈话回京后，又燃起了恢复高等教育的希望。在这次会面时，他答应让“四人帮”的人负责文化体育部门，但竭力争取让他推荐的人选周荣鑫主管教育，并且得到了毛的批准。周荣鑫过去与周恩来没有什么关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党务工作，但是他上过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1961年短期担任过教育部副部长。他在任教育部副部长时开始拟定真正的大学教育计划，但并未得到毛的批准，第二年他的计划便无果而终。
1975年1月担任了教育部部长后，周荣鑫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包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有关教育的教导。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从5月到9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教育部还出版了一个刊物《教育革命通讯》，周荣鑫借此向在高等教育方面真正有经验的人表达自己的看法。他大胆指出，工农兵学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在3年里学到的东西。他还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的工厂或农村，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
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9月26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却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他希望他们把这种观点也讲给党的其他干部听一听。
在9月27日至10月4日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改进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国家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他还说，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为了让教师好好教书，必须改善教师的地位。这些话在几年之后听起来也许像是常识，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是很有勇气的。
邓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实际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在1972年10月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这种建议；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时，毛泽东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年11月，这个当时被称为“周总理指示”的想法却成了批判邓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理由之一。只要毛泽东还在人世，邓小平是无法实现让大学恢复正常教育这一目标的。
同时，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并没有变：对于从1949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不应把他们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要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
对周荣鑫的批判甚至比对邓小平的批判还要严厉。他在1975年12月不断挨批，直到病倒被送进医院。尽管如此，他仍被从医院揪出来参加了50多场批斗会。最后，周荣鑫在1976年4月12日上午的批斗会上昏倒，并于次日黎明前去世，年仅59岁。中国的教育改革也一时归于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