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某些官员的一面软弱一面颐指气使，社会成员间自带干粮的互害与自毁更让人失望。有些时候，你只是秉持自己的良心与理性在表达一种观点，然而你得到的可能是一份“死刑判决”。而这也是我这些年的真实阅历。当我谈自由的时候，有网站以“西奴”的罪名将我推上绞刑架；当我谈改良时，又被激进的“革命派”推上断头台；当我谈个体的具体命运，希望社会能够公正地对待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又有数以千计的留言前来向我索命。虽然你可以宽心地说那只是些“胡言乱语”，但许多人因为种种“暴力话语”而对未来失去安全感，也是千真万确的。
告别革命，同样在日常的话语与行动中。知识分子必须学会谦卑，他应该是理性的奴仆，而不是真理的化身。他反对别人做君王的时候，也必须打掉自己心里的王冠。他必须告别内心的暴力，因爱智慧而肩负道义，但又不被政治激情所淹没，即朱利安·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理性之路又是何其艰难，写下《知识分子的背叛》的班达本人，当年曾是何等清澈——他说在二十世纪以前，人类虽然作恶，但是崇善；可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知识分子发明了一套理论，使得政治家不但作恶，而且崇恶。然而，即便是他这样一个小心翼翼的知识分子，一个在德雷弗斯案中坚持正义的法国良心，竟然在后来鬼迷心窍，为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辩护。
正是因为认同知识分子必须谦卑，1989年，捷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布拉格成立了“公民论坛”，制定8条《对话守则》，在街头巷尾张贴，内容是： 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你很难相信一个充满话语暴力的社会是告别了革命的。温家宝总理担心“文革”再次发生，如果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话语暴力，你会发现，我们需要讨论的根本不是“文革”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文革”为什么没有离去。
顺我者友，逆我者“汉奸”；顺我者友，逆我者“五毛”。在经过上世纪漫长的“革命训练”之后，今天的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学会平等对话。按说，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需要派别平衡，然而在中国想找一个坚定且有底线的左、中、右派却是很困难的。在这里，国家主义者冒充左派败坏左派的名声，复仇主义者冒充右派败坏右派的名声，而你死我活的暴力思维让左派消灭右派，右派消灭左派，左派右派一起消灭中间派。人们似乎只需要符合自己利益或者审美的观点，只有我者和他者，不是知己便是敌人。
2012年的方韩之争，据说有夫妻因为意见不合还离婚了，但愿这不是真的。在此过程中，我真切地见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如何被污名化。当一些我平素非常尊重的知识分子、媒体评论员也开始满嘴“公知”、“母知”以嘲讽他们所反对的人，与“公知”撇清，我看到这个自甘堕落、无善不摧的社会，又在互掷刀剑，自毁长城。
每个人道德未必相同，但总有共通之处，以彰显人的高贵与神性，然而在许多公共讨论中，道德也被污名化。坚守底线的人被嘲笑，理性克制被认为是“抢占道德高地”。事实上，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不是抢占道德高地，而是抢占道德洼地，然后一起审判崇高。
在这个国家，有理想的人尤其必须内心坚定，必须经得起各种无来由的谩骂。读书人一生取经，命当如此。我在微博上对灰心丧气的朋友们说，你几时听到唐僧抱怨：“悟空，怎么有那么多的妖魔鬼怪想吃我的肉呢？”你既然走了取经那条路，一切都是你应得的。你只管赶你的路，取你的经。有白骨精不是你的错，没有悟空也不是你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