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贾樟柯回忆，同时他还看到，“另一方面就是突然出现很多卡拉OK店，还有卡拉OK里面的小姐，我们说‘小姐’，其实就是妓女，这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还有县城那条古老的街道要拆掉，我在那附近长大，就像《小武》里描述的一样。整个县城在我眼前发生了巨大、动荡的变化，让我感觉当下中国现实有种非常兴奋的东西，让我有拍摄这些即将消失的一切的迫切感。我觉得整个中国内陆正处于巨大的变化里，不是变化之前，也不是变化之后，而是正在这个变化过程里面。它可能不会持续很久，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但它是个巨大的痛苦时间，我觉得有一种激情，要拍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这天翻地覆时期中的生活。
“另外一个原因是97年我要大学毕业，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看了四年的中国电影，看不到一部跟我所知道的中国现实有关的片子。第五代成功以后，他们的创作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来自陈凯歌，他说过一句话：‘我越来越觉得电影应该是用来描写传奇的。’我很不同意他这种看法，电影可以描写传奇，但是不一定都要去描写传奇。可惜第五代后来都朝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出现了很多第五代导演互相模仿的作品，比如我很喜欢的黄建新导演拍了一部《五魁》（1994），何平也拍了类似的《炮打双灯》（1994）。那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这类作品相继成功之后，这种想象过去中国社会的东方情调的东西愈来愈多。但这些创作跟中国当代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现象让我觉得很不满足，觉得有挫折感，所以我决定自己拍。那时我就跟工作人员说，我要表现当下的情况，到今天我的电影一直在强调当下。虽然《小武》拍于97年，直到今天，中国在剧大的变化与转换中还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还是处于巨大的阵痛之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有幸也有不幸，幸运的是，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能够产生许多创作灵感，尤其特别适合用摄影机去创作；不幸的是，剧变让这个国家产生很多问题，人民经受了很多痛苦。”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贾樟柯把原本写好的《夜色温柔》剧本完全废弃了，他推翻了原来的计划，开始重新构思剧本。
贾樟柯最初是想写一个手艺人，他可能是一个裁缝，或者是个铁匠……反正是一个以传统的方式靠手艺在这样一条街上谋生计的人。在这个年代里，这样一种传统的生存方式肯定会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冲击，可是他还是不得不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和这个社会徒劳地周旋。贾樟柯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外在的形式，来表现人们在精神上的磨擦和断裂：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一些原来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发生了变化，这样人们就感到不适应，开始经历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