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比美国更进一步的是中国政府，它斥资相当于数万亿美元的人民币，以防止出现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这一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确保中国制造业出口在西方社会能极具竞争力。并非只有中国将自己的经常账户盈余兑换为美元。此举的次级后果就是美国因此获得大量信用额度，这一点始料未及。因为这些盈余国家大多购进的是美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债券，所以这类证券的收益都刻意保持较低水平。由于按揭利率与国债收益紧密挂钩，应运而生的“中美共同体”（此名称源于中美两国这种离奇的经济伙伴关系）则进一步助长了已然出现泡沫的美国房地产市场。
这段危机史中，唯一适用“宽松政策之过”理论的部分，就是市场对信用违约互换这类衍生产品未作监管。保险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就因此尝到了苦头，其伦敦的衍生产品部门卖出了大量错误定价的保险产品，而这本应属于不可保风险的范畴。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引发本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一直被监管的银行才是危机的关键。
衍生产品的问题非常重要，是因为一些重量级人物如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和英国金融管理局主席阿代尔·特纳对于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经济和社会福利事业，包括衍生产品市场在内的近期在金融方面所取得的理论和技术进步，都表示怀疑。12对于金融创新我并未持有如此敌对的态度。我同意风险管理的现代技术在很多方面尚存不足，特别是那些忘记（或是闻所未闻）如风险价值模型这类方法的人们可能会对此滥用，但是不能简简单单地把现代金融排除开来，这就像不能为单纯保护书商和图书馆的生计，就把亚马逊网站和谷歌弃而不用一样。
若想对现行以及研究制定中的监管政策加大力度，以期影响到未来金融危机所发生的频次和规模，我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可取。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所推出的新政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们需要应对的问题并非源自金融创新，而是来自金融监管。风险管理的私有部分模式的确尚不完善，金融危机已然使之暴露无遗。但是风险管理的公有部门模式几乎还不复存在，因为立法者和监管者对意外后果法则几乎完全无视，就在不经意间，他们助长了覆盖所有发达国家的房地产泡沫。13
就我而言，问题并不是“是否应该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实际上，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即便是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学生对此都不感到陌生。亚当·斯密所在的苏格兰也曾就何种监管适用于纸币体系进行过生动讨论。其实，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人在1772年的艾尔银行危机（Ayr Banking Crisis）之初，就曾提议实施一系列相当严格的银行监管措施。14如果没有欠账还钱、童叟无欺的铁律，就不会有金融的出现。如果没有对银行管理的约束，在资产和负债的期限不匹配时（随着部分准备金体系的出现，这个问题几乎在所有银行都普遍存在），在市场低迷时，就可能会有银行被迫出局。所以，正确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金融监管效果最为理想？”
在我看来，现如今，多数观点认为繁胜于简，有法可依胜于自由裁量，企业与个人要以大局为重。我认为这是基于对金融市场运作机制的错误理解。这让我想起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讽刺诗人卡尔·克劳斯，他曾就精神分析作过这样的风趣评价：这是假装被治愈的疾病。我相信，过于复杂的监管政策就是假装被治愈的疾病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