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技术来临，必然要以某种方式融入这个社会。有些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如廉价的长途电话费和更快速的传真机），而有些则是重大的（如印刷机和电话）。因为一项新的沟通技术的出现和旧有制约的终止会改变我们的结缔组织，所以重大的新机遇总是会造成对社会的重构。新机遇与旧事物的差异越大，过时的行为执意不变的可能性就越小。依赖非竞争的方式进入公共舆论和协同工作领域的组织不会消失，但是来自一些业余的和无管理的组织的竞争将会改变它们的相对竞争力。对社会而言，尚未形成结论的一个问题变为，怎样去应对社会变化，甚至是伴随新机遇而来的社会变革。
当电话出现时，有些人担心，妇女们与没有经过适当互相介绍的男性交谈，会导致异性之间礼节的弱化。这种对社会混乱的担心是正确的。电话确实明显地让异性之间正式的交往减少了（后来出现的“流动化妆间”汽车扩大了这个变化）。很难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会如何理解如今两性关系的本质。
想想在有着印刷机、电报、移动电话的通信革命时代中，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禁要问：什么应该发生？什么是一个新的技术融入社会的理想方式？
让我们将这个问题拆成几种不同的假设：第一种假设是“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我们让想要成为革命者的人通过新技术去尝试任何他们想干的事，并且不用去考虑现存的文化和社会准则以及对现有社会制度的潜在破坏。
第二种假设是“传统主义者的认可”。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命运都是掌握在对当前行事方式负责的人手上的。这就像让修道士们决定怎样去使用印刷机，或是可以让邮局去决定用电子邮件做什么。
第三种假设被我们称为“协议转让”。设想一场改革派同传统主义者的平等谈话：改革派们提议使用新的技术，然后与传统主义者协商如何在利用新事物的同时保留旧事物中最好的东西。
严格地展开论述后，第三种假设看起来似乎是最理想的。然而我现在试图说服你的是，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一种假设，“我们尽可能承受的混乱无序”。
